澳洲學者咸美頓（Clive Hamilton）說，中共政權利用在其控制下的海外華人參加政治選舉的策略，在加拿大用得最為突出。
咸美頓是坎培拉查理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倫理學教授，他的新書記載了中共如何在其針對的國家裏，利用當地的精英來擴大其影響力。他在一次採訪時說：「中國共產黨永遠會去權力所在之處。」
《隱藏之手》（Hidden Hand）是咸美頓與柏林研究員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合著的新書，該書研究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在北美和歐洲施加影響，以及該黨在國際上延伸其影響力時所使用的許多新、舊手段。
咸美頓說，在過去的20年中，中共大幅增強了其在海外擴大影響的戰略。中共在1949年前未獲得中國控制權時所使用的一些手段，仍被採用。
農村包圍城市
中共在與國民黨打仗期間，曾採用了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就是先佔領農村，然後去包圍及攻打城市。中共從這種策略中學到的經驗教訓，在其試圖滲透民主國家時仍被使用。
「這個口號不應僅從字面上理解。」咸美頓和奧爾伯格在書中寫道，「中共的想法是去敵人較弱或代表性不足的地區，把那裏的人組織起來，然後去包圍敵人的堡壘。」
咸美頓說，這種策略目前正在歐洲使用，中共正在鞏固其在歐盟「堡壘」德國外圍的影響力。中共一直在南歐（意大利和希臘）及一些東歐和中歐國家建立影響力，「它正在包圍歐盟，從周邊地區發揮影響力。」
在中共針對的其它一些國家，例如加拿大和澳洲，可以看出中共如何試圖在市、省或州級的政客中建立影響力。根據《隱藏之手》的說法，中共利用與這些地方政客的聯繫，向國家政府施加壓力。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前局長法登（Richard Fadden）在2010年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採訪時說，他懷疑2個省的內閣廳長，以及卑詩省的一些市級政客受到外國政府的影響。他並暗示，中共政權是試圖在加拿大取得影響力的政府中，最具侵略性的一個。《環球郵報》後來透露，法登所指的省內閣廳長之一，是當時安省的內閣廳長陳國治。
中共每年在卑詩省市政府聯合會（UBCM）年度大會上舉辦雞尾酒會。2019年，高貴林港市長韋斯特（Brad West）對中共贊助雞尾酒會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中共政府花錢與市政府官員接觸的做法不合適。該聯合會最終在公眾的強烈抗議中，終止此做法。
加拿大受害最嚴重
法登在2010年的採訪中說，在許多情況下，外國干預涉及外國政府針對其僑民中的成員，在某些情況下是僑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這樣可以利用他們與「故國的聯繫」。
他解釋說，外國政府找到想利用的對象後，開始建立個人的關係，並向這些人提供去中國旅行機會。當這些人後來在政府掌握權力時，「突然間，他們的決策不是基於公共利益，而是基於一個外國政權想要的東西」。
咸美頓說，華人在西方政治中的代表性不足，應採取更多措施鼓勵他們參政。但是，中共正在利用此民主制度，去引誘華人社區中那些中共可以控制的候選人，讓他們去參選。
據《隱藏之手》中所說，中共開始採用推動華人參政的策略，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在中共政權中負責增加其海外影響力的統戰組織，「越來越多地遵循中共在2010年提出的建議，即建立以華人為基礎的政治組織，進行政治捐贈，支持華裔政客，並通過部署投票，試圖控制支持率接近的選舉結果。」
咸美頓說，這種計劃已在澳洲、紐西蘭和歐洲的許多國家使用，但在加拿大使用得最多。
他說，部份原因，是統戰組織似乎在加拿大更加根深蒂固；另一個因素是大量資金流入加拿大的華裔社區，這比澳洲等其它地方發生得更早。「華人移民伴隨著大量資金流入加拿大，特別是在溫哥華和多倫多。這些錢被用來購買政治影響。」
咸美頓說，判斷候選人是否受到中共影響的一種方法，是看他們是否避免發表任何批評中共的言論。另一個可能的方法，是看候選人是否是為中共利益服務的統戰組織傑出成員。
深入影響加拿大機構
《隱藏之手》中寫道，中共的影響力網絡在英國的精英階層中根深蒂固，以至於英國「已經踏上不歸路，任何試圖從中共軌道上解脫出來的嘗試都可能失敗」。
咸美頓說，加拿大的情況是，加國「因為其精英階層而陷入嚴重麻煩」，這包括總理杜魯多在商界和政界擁有的密切聯繫網絡。
他說，在加拿大，隨著商業和政治精英與中共的政治和企業精英糾纏在一起，麻煩已逐漸形成，「因此，加拿大與中國的外交往來令人尷尬」。「加拿大受到來自北京的那種恐嚇和欺凌，對於任何還有一點自尊心的國家來說，都是恥辱。」
中共當局目前以間諜罪名關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已先後對4名加拿大人以毒品罪名判處死刑；還阻擋加拿大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這些都是在加拿大按加美引渡條例逮捕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後發生的，被普遍認為是中共脅迫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的手段。
民調機構Nanos Research最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加拿大人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採取更激烈的行動，迫使中方釋放康明凱和斯帕弗。另一個機構安格斯·里德（Angus Reid）的一項民調發現，只有14%的加拿大人對中共政府持積極態度。
咸美頓說，在這種公眾情緒強烈轉變的環境中，加上媒體對為中共辯護者的持續曝光，精英們發現，越來越難去討好中共政府了。
不過，咸美頓補充說，他已經學會了不要低估中共在國外的力量。「他們現在可能很安靜，但他們會回來的。」
「如果加拿大要重申其獨立性，那將不會在一兩個月內完成。」他說，「這是需要十年的鬥爭，因為中共的影響已在加拿大的機構中到達很深的程度。」
暗中對精英下手
咸美頓說，中共會通過仔細的考察，確定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中心在哪裏，以及這些領域最有權勢的人是誰。然後，它將為每個人創建檔案，找到方法去接近他們，並把他們置於中共的影響之下。
「中共按他們（有權勢的精英）的弱點發動攻擊，它會瞄準他們的慾望和期盼。」他說，「他們（精英）成了這種（中共）操縱的樂意受害者。」
咸美頓說，中共也很擅長於「掩蓋其行動」，因此，它能夠在多年來，一直在幕後繼續其施加影響力的行動。這些行動「被隱藏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及參與國際合作之中，例如雙贏的合作及建立經濟聯繫等」。
他說，要想擺脫中共的影響，第一步是揭露它並闡明其做法；第二步，是追究政治和商業領袖充當「北京辯護律師」的責任；第三步，是像澳洲那樣，頒佈外國干涉法律。
澳洲在2018年通過的法律，包括對間諜活動施加更嚴厲的處罰，並要求代表外國政府的人，公開註冊其姓名。
「一個應對外國干涉的法律，將使中共更難從事其干涉外國的活動。」咸美頓說，「這意味著，中共必須藏得更深，因為其許多統戰活動已屬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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