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上台後，政變傳聞就沒停息過，但真正對習構成政變威脅的，實際從2018年開始。筆者在2018年中共政局綜述〈中共向「毛時代」回歸 內鬥兇猛〉一文中，贊同了這樣一種觀點：「黨內亂象紛飛情形嚴重，已具備政變環境」。現在的中共政局，相比2018年，是全面、深入、加速惡化，習的處境是危險多了，應該說政變的可能性也大多了。
但是，從「已具備政變環境」和「政變可能性的日益增大」，到發生政變，這可是「驚險的跳躍」，這個過程，需要很多具體因素的彙集、耦合、激盪，其實還是有相當難度的。
毛死後的中共政變
第一次，1976年9月9日毛死，不到一個月，10月6日，華國鋒聯合葉劍英和汪東興，將毛的老婆江青、姪子毛遠新以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5人抓捕，文革就此中止。這次政變主要是靠汪東興，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掌握著中央警衛局，用中央警衛局的人來執行的。政變順利，動作也不大。
第二次，1989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鄧小平動用了幾十萬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用趙紫陽秘書鮑彤的話說，鄧小平鎮壓六四，是一場有預謀的政變，達到了讓趙紫陽下台的目的。
但這場政變中，鄧小平針對趙紫陽，並沒有像抓捕四人幫那樣直接動用軍隊，其實也用不上，因為當時鄧對政局有絕對的掌控力。可是，鄧還是不放心，因為一些軍隊將領、許多老軍頭都反對鎮壓，趙當時也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尚有些威信，所以北京戒嚴用了幾十萬軍隊，目的是部隊之間相互監控、箝制，確保萬無一失。這幾十萬軍隊除了屠殺學生外，在政治上主要起彈壓、威懾作用，談不上直接參與政變，算是間接參與。
第三次，六四之後中共的最大騷亂，是2012年3月19日的未遂政變。2月6日王立軍逃到美領館，直接導致了薄熙來3月15日落馬。也就在3月15日，胡錦濤親信許林平接任38集團軍軍長。3月19日夜，周永康調動大規模武警部隊，包圍新華門和天安門，要搶奪薄熙來案的關鍵證人、大連實德富商徐明，並伺機行刺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許林平調遣38軍士兵進入北京市中心，迅速將武警繳械。周永康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三次之外還有一次，是以一些軍隊高級將領為主幹，突然逼宮，兵不血刃，達成目的。這就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密謀政變，成功留任軍委主席。
原本，經過在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5次激烈的辯論並經表決之後，中共議定江澤民十六大全退，江還為此討價還價，趁機將自己的幾個親信當了常委；但江的權力慾望與陰謀詭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團常委第四次會議上，被江許願當下屆國防部長的張萬年，突然站起來用非常強硬的態度發難，提出了由20名主席團成員（全部為軍人）聯署的「特別動議」，建議江留任新一屆中央軍委主席，並提出5點理由。最後，舉手表決，除李瑞環、尉健行、曹慶澤3人棄權，張萬年等20人的「特別動議」獲得會議通過。江留任軍委主席，直至2004年交班胡錦濤。但胡錦濤就是接班了，也還是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只有等到習近平上台後，江澤民的軍中人事佈局才被粉粹），胡錦濤的政治能量，與江比實在是差得太遠了。
四次政變的特點
第一，政變成功方都是政治優勢者，佔有上位，控制話語權，勢力龐大，根深蒂固。試看：四人幫多是叫嚷，沒多大根基，沒甚麼威信，葉劍英等實權派也沒怎麼把他們放在眼裏；趙紫陽雖有威信，但沒根基，政治能量與「總設計師」不是一個等級的，被廢黜時幾乎沒有反抗能力；周永康雖是政治局常委，掌管著近200萬力量的政法系統（核心是武警部隊），雖跋扈囂張，卻沒有掌控全局的能量，人也不是舉旗為王的料，政變具體目標也不是篡奪最高權力，莽撞舉事，名不正言不順，遂被胡溫輕鬆制服，還迫使江、曾與周切割。
第二，政治力量優劣決定政變結局，軍事力量是個籌碼，但單憑軍事力量難以發動政變，更難成功。中共一貫強調「黨指揮槍」，對軍事力量的運用嚴格控制。一般情況下，政治優勢者都控制著軍事力量。中共內鬥殘酷，附帶的，中共體制對政變的防範也相對成熟。這大大增加了政變的難度。
這就比較好解釋：習近平先後拿掉兩個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和兩個現任軍委委員（房峰輝、張陽），為甚麼沒有引發強烈反彈？
同樣，這也可揭示一些政變傳聞的不實。近期傳言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換人與政變有關，這個傳聞應難屬實。
當前局勢下政變的可能
從當今中共政局來看，內外交困，的確發生政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但同時，難度可能也越來越大。
其一，政變的核心人物難以浮現。江曾派系這邊，江澤民是垂死之人，曾慶紅野心勃勃、詭計多端，但自身劣跡斑斑，沒有人望，做狗頭軍師可以，當老大則不可能。（泛）團派這邊，李克強、汪洋都無明顯的篡權意志和能量，只是坐等形勢發展。太子黨這邊，習近平早就嚴加防範，親手摧毀了太子黨派系，薄熙來倒下後，太子黨這邊就沒有強力人物了。而沒有核心人物，政變難以發生，發生了也難成功。
另一方面，中共現在這個爛攤子，任誰上台也擺不平，明智一點的人沒有願意伸頭的。大家都把習近平當作背鍋的，讓他在台上撐著，自己儘量找後路。
其二，習近平嚴防政變。對現任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習通過一年一度的「專題民主生活會」、聽取五大機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最高檢）的工作匯報及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中央政治局同志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書面述職」3招，確保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其他常委根本無法與習並肩。
對「老同志」，如今年一封以「鄧樸方」的名義寫給兩會代表的公開信所說，「為了阻止老同志提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集體動議，中央居然動用軍警把一批老同志和現任黨政軍大員都加以『特殊保護』，名為『特殊保護』，實際上是限止通訊、限止行動自由、限止客人到訪」。
習的嚴防死守，使得中共高層串聯發動政變的空間被嚴重壓縮了。
這樣，發生政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與難度也越來越大，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趨勢交錯在一起，最後導致的將是爆炸性結局：好一點的是「戈巴卓夫模式」，交出權力，葉利欽取而代之；糟糕的則是「壽西斯古模式」，夫妻死於亂槍之下。但不管哪一種模式，中共都必然解體。
看看當今中共的現狀和世界的潮流，可以肯定地說：中共滅亡是誰也擋不住的；鑒於中共的邪惡要超過蘇共、羅馬尼亞共產黨許多倍，民憤更大，那麼對中共的清算恐怕也會嚴厲許多；誰要保中共，誰就要承擔中共的一切罪惡。
最後回答「中共何時發生政變」這個問題：政變很可能是與中共滅亡同時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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