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當時深度參與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發起的與北京的貿易戰的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對華爾街的那些他所謂的「全球主義億萬富豪」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他指控「那一群自封的華爾街銀行家和對沖基金的經理們」和中共方面搞他們自己的「穿梭外交」，並且企圖通過向白宮施加巨大壓力使其向北京讓步，以此蓄意破壞美國的貿易談判。納瓦羅進一步指控這些金融精英充當「未經登記的外國代理人」，參與了北京方面對華盛頓施加影響的活動。
納瓦羅的指控令人震驚，但是其背後有甚麼依據嗎？
長期以來，北京一直試圖拉攏華爾街。1999年，總理朱鎔基訪問美國，秘密住在紐約市華爾道夫大酒店，花了多天時間與商界領袖進行了一系列的會面。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朱看上去不厭其煩地討好美國的大公司。」
幾十年來，美國金融巨頭一直主導著這個國家的對華政策。只要克林頓、布殊、奧巴馬總統威脅要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操縱匯率，或者技術盜竊採取更強硬的姿態，華爾街的頭子們就會動用他們的影響力說服他們讓步。儘管中共不斷地違反貿易規則，但是克林頓政府還是決定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這一決定起決定作用的正是來自華爾街的壓力。
二十年後《紐約時報》這樣寫道：「幾十年來，在華盛頓，在華爾街，在公司董事會會議室裏，北京一直利用中國的規模和許諾來壓制反對它的力量，同時獎賞那些幫助它崛起的人物。」
金融機構一直是北京在華盛頓最強有力的支持者。
金融界——大銀行、對沖基金，以及其它投資工具——佔據著美國權力版圖的核心，其中高居首位的是高盛集團。在中共滲透美國精英的過程中沒有哪個組織比高盛發揮的作用更重要，更心甘情願。
對中共來說，金融巨頭是比較容易獵獲的目標，因為存在著利益的一致性。華爾街的高管們預見，一旦北京對外國人開放中國廣大的金融市場，中國就是一個黃金國，因此一直為中國公司提供諮詢，告訴他們哪家美國公司的股票可以買，並且借錢給他們，然後從銷售中提成。用一位白宮資深官員的話講，「喜歡做交易的人會非常喜歡中國共產黨。」
中共長驅直入。但是利益的一致性不一定長久，因為北京的意圖是最終把上海建成世界金融之都，取代紐約和倫敦。據說列寧曾經說過，「資本家將把繩索賣給我們，我們用來吊死他們。」
到2003年，高盛集團「已經成為中國大型國有公司的主承銷商。」2006年，亨利·保爾森辭去高盛集團行政總裁職務，出任喬治·W·布殊政府的財政部長，隨身帶了一份精選的中國精英聯絡簿。保爾森去過那個國家大約70次，他問總統他能否負責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布殊同意了。
但是根據作家、記者保羅·布盧斯坦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給予的評價，保爾森把事情搞砸了。
布盧斯坦認為，假如保爾森能更強有力地回應北京操縱匯率、嚴控國有企業、不公平對待在華美國企業、偷盜技術等做法，那麼導致貿易戰的條件或許就不會出現。保爾森沒有建議採取報復行動以保護美國公司，而是在國會阻止了報復行動，建議舉行一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於2006年12月開幕。毋庸諱言，這為北京創造了優勢，讓其一直利用至今。
華爾街的「太子黨」
中共並不滿足於單一地依賴北京與西方大型金融機構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另外一條重要的施加影響的渠道是「太子黨」——中共過去和現在高層領導的子女。多年來，大型國有投資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一直被「太子黨」控制著，他們還控制著中國保利集團，那是一家從事軍火製造的聯合企業。
對西方的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以及銀行來說，要想在新生的、高利潤的中國資本市場做生意，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與那些控制著大型公司以及黨內高層的家族結成關係網。為這些家族的兒子、女兒、侄兒、侄女提供工作可以建立起直接的「關係」或者個人關係網，以便互惠互利。
這些子女們不需要符合很高的條件，也不需要特別聰明，只要他們有關係就可以。一個「太子黨」理想的事業路線就是從一所名校本科畢業，最好是長春籐大學，或者牛津、劍橋，然後直接進入紐約或者倫敦的某一家大銀行或者某一家對沖基金，在那裏停留幾年後拿到一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然後進入華爾街某家公司。
2016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做了一次調查，對這一暗箱操作有了非同尋常的發現，導致摩根大通由於違反《反海外腐敗法》而支付2億6千4百萬美元的罰款。摩根大通被調查發現僱用中共「太子黨」以贏得商業機會，委員會將其描述為「制度性行賄」。該公司實施了一個所謂的「子女計劃」，在香港、上海和紐約為中共高層的子女提供幾十份工作。
其中之一是高玨，中共商務部部長高虎城的兒子。他剛剛從普渡大學畢業就在他父親和摩根大通高管威廉·戴利的一次會面之後得到了一份工作。（戴利曾在比爾·克林頓政府擔任商務部長，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來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幕僚長。）
高玨的求職面試成績很差，但是得到了銀行裏一份令人羨慕的分析師職位。他經常在上班時間睡覺，不久就被評為一個「不成熟、不負責任、不可靠」的僱員。後來在一次公司大裁員期間，銀行打算解僱他，他爸爸把該銀行香港辦事處主任方方請去吃飯，請求把他的兒子留下，並承諾讓摩根大通在中國的業務「更進一步」。方方被說服了，在紐約的一位高管同意繼續僱用高玨，儘管就連該高管自己的兒子都被解僱了。公事公辦，高玨最終被解僱，後來他又找了幾份金融方面的工作，最終進入了高盛集團。
當然，有很多人來自中國大陸，在美國金融界工作，能力極強，堪當重任，很多都是高管。方方就是一個例子。他在80年代從著名的清華大學畢業，然後在納什維爾市的范德堡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1993年他在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任職，駐在紐約和香港。2001年，他開始在摩根大通工作，長達13年，職位升至中國投資銀行業務行政總裁，駐在香港。在這期間他協調安排了很多中共高層的子女進入該銀行工作，並且對某些中共高層的個人財務瞭如指掌。《紐約時報》把方方描述為掌握著「中共政商兩界的深層關係網」。
雖然方方本人不是中共權貴，但是他與紅色權貴交往甚密。《財富》雜誌把他描寫為「一位受媒體歡迎、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高管」。2011年，他在香港成立了華菁會，那是一個為在海外留學後返回香港的大陸精英的子女提供社交機會的俱樂部，被稱作是「太子黨俱樂部」和「中共太子黨香港支部」。
對中共精英來說，通過安插大批太子黨建立起與華爾街大佬們盤根錯節的關係比為他們的孩子找工作更為重要。這是一種收集情報、施加影響的手段，因為他們的線人和代理人已經滲入到了美國權力的核心。
一家美國公司的整體運作會送回，交給在中國的某個爸爸或者叔叔，其中包括北美頂級富豪們的私生活、金融活動等機密情報。#
原文Book Excerpt: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版權所有：克萊夫·咸美頓（Clive Hamilton）、馬萊克·奧爾伯格（Mareike Ohlberg）。獲Optimum國際出版公司Toronto / Montreal 647 970 1973 Dean Baxendale許可，從《隱藏的手》中節選翻印。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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