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2020年5月24日的記者會上稱,中美關係或走向「新冷戰」。而在幾天之前,美國國會議員安迪·比格斯(Andy Biggs)就撰文寫道,中共一直對西方社會持敵視態度,扮演的就是「冷戰的敵人」和「國際逃犯」的角色。

下面是比格斯在霍士新聞的撰文(經過編輯):

COVID-19(中共肺炎)疫情始於中國武漢,給全球造成死亡、大量失業和經濟混亂,這只是中國(中共)對世界犯下的新罪證。

中國(中共)在疫情問題上向世界撒謊,起初假稱該病不易傳播,當其它國家的專家試圖了解這種新型病毒的性質時,中共卻拒絕與他們合作。

如果中共沒有掩蓋疫情的蔓延程度,並且及時採取行動和阻止其公民在國外旅行,那麼世界各國的封閉情況不會那麼嚴重,許多生命會得到挽救,也不會有這麼多人被送醫。

鑒於中共以往的惡行,現在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讓中共賠償的立法,遭到中共的威脅,這一點都不讓人感到驚訝。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自從美國1978年與中共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之後,中共對世界其它地區的敵視就沒有改變過。

中共一直沒有扮演國際競爭對手和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角色,而是像一個冷戰期間的敵人和國際逃犯。

事實上,中共一直將與美國的關係視為對抗性的,只需簡要回顧一下最近50年就知道了。

例如,在中美交往中,美國犧牲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一代又一代的技術優勢,以及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優勢。特別是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放鬆了中共的貿易限制,這讓美國跨國公司從中獲利,但對美國工人來說卻是一場災難性。在本世紀頭十年,外國對華投資幾乎增加了兩倍,而近250萬美國人失業。

中國工人僅賺取美國工人工資的一小部份,而且中國大陸未設定與美國這樣的工人安全和環境標準,導致中國製造的產品成本很低,這意味著我們向中國最大的出口就是——我們的工作。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從基本電子產品到低成本消費品,再到藥品和醫療用品,中國產品淹沒了美國市場,中共同時購買了越來越多的先進產品以及更多的國債。這導致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從美國到中國的)國際信息、技術和財富轉移潮。

當時的唐納德·特朗普還是一名商人,他就發出了要警惕中共的呼聲,但當時所謂的學者、全球化主義者、政客和官僚們對此置之不理。

中共的侵害行為罄竹難書,僅舉幾例:

美國向中共提供了先進的火箭技術和遙測科學,中共現在用這些技術來針對美國;

我們每年在美國大學中培訓數千名中國學生,大多數人帶著美國科學技術回國;

中共威脅著我們作為世界交換貨幣的霸權;

我們幫助中共建設了海軍,我們幫助建立了中國中產階級;

中共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但它在國際協定中強調,可以不必遵守跟歐盟和美國一樣的環境規則。

中共繼續威脅台灣;

在當前的經濟困難時期,中共正試圖收購美國企業。

在我們的證券交易所中,中共國有公司堅決拒絕進行例行且必要的審計;

中共繼續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或要求這些公司共享公司機密;

同時,中共領導人利用美國大型科技和社交媒體公司壓迫和監視他們的民眾。

我們應該鼓勵美國公司回流美國,或鼓勵將業務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恢復「不能轉移到中國的物品清單」。當中共角逐世界霸權地位時,我們不應再將其視為友好的經濟競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