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以來,上街抗爭的香港民眾成為警察攻擊施暴的目標,而在鏡頭外,執鏡的記者也處在這場衝突的浪尖上,他們由幕後走向幕前,是記錄者、見證者,同時他們也是爭取民主、法治、自由的香港公民。

《立場新聞》資深記者陳朗昇投入媒體工作,即開始報道警察新聞,爾後也報道多場群眾運動。日前他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分享入行15年來記者工作的血淚史,也剖析香港警察從專業冷靜執法,直至情緒失控的暴力行徑。

今年3月21日,香港民眾發起紀念「7.21」元朗事件,在現場報道的陳朗昇,無預警的被警察刻意以胡椒噴劑射眼睛,「那一刻是很生氣的,生氣之餘也很傷心,不過這些情緒出現之後,過一會兒我就忘記了,不理它,不是忘記,其實是忘記不了的……」

陳朗昇右眼刺痛難耐,呼吸困難,不斷嚎叫,現場警察不按《警察通例》協助他,反而模仿他的尖叫、嘲笑他。「不是警察專不專業的問題,而是他們的智商是否有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小時候讀書,有沒有做過風紀。我做過風紀,如果我看見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學,我一定會去批評他,不要說那是一個成年人。」

早在2014年採訪佔中事件,他已嘗過這痛苦滋味,法新社攝影記者還捕捉到這瞬間畫面,「當時的警察暴力是有的,但是沒有這麼誇張,雨傘運動的時候警察還可以保持那種冷靜。」

從事記者工作,去年反送中事件前,他報道過南韓農民事件、皇后碼頭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鐵事件、佔中等群眾運動。「南韓農民是反對世貿組織,不是反對香港警察。可以看到(警察)是沒有情緒的,所以整件事處理得較理想。」2005年香港反對世貿遊行衝突,是他報道的第一場群眾運動。

「以我的理解,香港警察是旺角騷亂、朱經緯案、七警案之後,變得很憤怒,他們可能覺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卻在欺負我們警察,我為甚麼要給你欺負,你們不斷抗爭……」他形容反送中抗爭後,港警情緒是「滾燙的」。

去年6月後,陳朗昇上街頭做直播,一做六七個小時,自稱愛講話的他,也如魚得水,「我太喜歡說話了,我就那樣說呀說呀。」有港民說要看了他們的直播後才能安心睡覺,「他們關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關心那些年輕人是不是無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但作為記者還是不習慣於成為一個台前的人物。」他說,記者成為公眾人物不是好現象,如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賈馬爾・哈紹吉2018年10月2日進入沙烏地駐伊斯坦堡總領事館,從此人間蒸發。

而在他的記者生涯,最難忘的是去年11月28日港警攻入理工大學時,那慘烈的畫面,「我在理工大學外面見到紅十字會的人拿著旗子,抬著擔架走過,我覺得好像去到戰場一樣。」當時他遭到警察惡意以胡椒球槍射中腳。

印象最深的則是去年6月12日晚上,抗爭者集結金鐘太古廣場外,一位女生用揚聲器鼓勵在場抗爭者,陳朗昇看不到她的樣子,卻忘不了她的聲音,她說,「如果香港沒有前途,我也沒有前途的了,大家繼續堅持下去吧!」

6月9日晚在立法會外,他看著年輕的抗爭者整晚到處走,不斷拉來鐵欄杆與警察對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淚彈打來了才後退。」但當時的他並不理解眼前這群年輕人,「他們看到警察過來,他們知道後果的,輕則被人抓、被人鎖,重則會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為甚麼他們都不願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

女生的那一席話,撼動了他,「感動、感動,真是很觸動的。就會想,我們是『回歸』時候成長的一群人,97年我剛好Form4(中四),如果當年我們與他們現在一樣,去抗議的話,但我們完全沒有選擇這條路。」

成長於80年代,陳朗昇得利於90年代香港繁榮經濟,有住房,不擔憂工作問題,警察也是正常的警惡懲奸。「我們成長的年代真的不會擔心香港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一國兩制』、有沒有『高度自治』、有沒有飯吃,這都與我沒有關係。」

漸漸的,他近距離接觸抗爭者,97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他們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學,「比我讀書厲害很多,但是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是很脆弱的……」

「看到的是『一國兩制』、自由民主永遠都是大話、謊話,人大釋法,釋完法之後你反對、你抗議,要抓你鎖你,警察也是這樣,司法系統也是這樣,他對社會沒了信心,沒了前景,所以他們變得義無反顧。」

而香港也有一群記者,在這場抗爭中義無反顧,走向前線。陳朗昇看到身邊記者的勇敢無懼,「看到警察拿著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裏,我當然馬上要走。有很多記者不是,他繼續在那裏攝影,他沒有想過警察看不到周圍,會打中自己的,他照樣攝影著。正是記者這麼勇敢的行為,將真相、本來面目、將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報道出來。」

陳朗昇走向前線,雖沒收到死亡威脅,但他的名子、住址、電話、個人資料被放上「暴徒網」,家人與妻子因此為他擔憂。他說,香港需要更多記者,去捍衛新聞自由,「說到新聞自由,其實很老實說現在只剩下一些前線記者,大家一點一滴,一汗一淚去堅持。」

「因為有前線記者在頂著,寫篇稿、寫幾個字,和老闆吵架。一個鏡頭,可能會被警察罵得很厲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們還在努力去做。」他說,接觸的左派媒體記者,也在這場抗爭中努力的紀錄著,「在建制派媒體的記者對我說,他老闆所謂也變『黃』了。當他們都中過水炮車,變成一泡泡藍色的樣子,他們怎麼會對警暴沒看法呢?」

被警察公然羞辱、攻擊,甚至被公然抓捕,「我們堅持在這裏,不是僅僅因為那份工作、那份工資,是因為我們希望見證歷史、記錄真相,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感。」

「所以不是你(港警)叫我兩句『黑記,死曱由(蟑螂)』,我就會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鎖,我們在合法的情況下,我是對的,我是不會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會提醒你,『你這麼做是非法的!』」陳朗昇說。

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初做港聞在《文匯報》 早期限制相對少

梁  珍:您入行已有15年了,第一份工作在《文匯報》?

陳朗昇:我第一份工作在《文匯報》(當記者)。在《文匯報》前有好幾份短期的工作,但不是做港聞記者。後來在一位老師的介紹下去了《文匯報》做港聞記者。嘩,可以做港聞記者,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在《文匯報》開始接觸到警察新聞,還有當時的《文匯報》是相對較Liberal(自由派),沒那麼多的限制。比如採訪一些民生的議題,我們可以請民主派議員作回應,當然只提了他的名字沒提到他的政黨,他的相片還是可以刊登出來的,其實當時環境不是太差的。

當時我們的主管也曾做過主流媒體,對我們的要求都很高。我不敢說自己很棒、很聰明,但那時候也學了很多東西,還練就了一身功夫。

梁  珍:當時你找我,我第一時間感覺《文匯報》記者找我聊天,找《大紀元》的記者聊天會有甚麼效果呢?因為《文匯報》、《大公報》、《新華社》等找我們,要麼就像你那樣很有勇氣,要麼他們都是從大陸過來的,是有政治任務的。

陳朗昇:是的,他們是有些心思的,但我們沒有那些心思。那時我們的港聞部,大部份同事都是在本地出生的年輕人。其實今天有一個現象,大家會針對一些傳媒機構,可能對那機構很不滿,便對他們的記者、攝影師很不客氣,其實我們在《文匯報》工作的時候,同事之間的想法不會與《文匯報》的政治立場相同,所以我們就沒有這個困難。

梁  珍:你當時跟我說:「我是《文匯報》的,但我只是打份工而已」。

陳朗昇:最簡單的說法就是這樣了,就能讓你明白我們沒有任何的心思,沒有特別的想法,其實我也就是打份工罷了。

我太喜歡說話了,所以我們現在做直播,要做五六七個小時,時間是長了點,但也不是處理不了的,我們就那樣說呀說呀。

梁  珍:去年的8月份,他們說你是反送中十大爆紅記者之一。

陳朗昇:這種說法真是……,其實這是反映社會的一種現況,大家都喜歡看直播,很喜歡看,很關心。大家可能都會問,你們那些年紀大的人為甚麼當年不抗爭啊?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天下太平的年代,不需要抗爭。

當然想不到二十年後社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有的人說晚上要聽了我們的直播才可以安心睡覺。很誇張,其實也反映了大家很關心這件事。關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關心那些年輕人是不是無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我們做記者的不是太習慣於成為一個台前的人物。

梁  珍:記者成為台前人物就代表一定有些事情發生的。

陳朗昇:這是不好的現象。大家記得最清楚的國際新聞就是卡舒吉案,這個記者被拉到大使館後被害,連屍骨都找不到。這一定不是甚麼好事,其實都是蠻困難的。當然我們記者長時間在前線工作,讀者朋友看到我們喊一聲「加油」,那一定會感覺到窩心(溫暖)、開心,那是一種肯定。但是如果認真的想一想社會的現狀,這真的不是太理想。

梁  珍:最近看到你被射胡椒噴劑。你和警方打交道的經驗多,從《文匯報》的時候就開始了,你很清楚這個守則,而且也非常遵守它。怎麼警察還要射你呢?

陳朗昇:我很清楚(守則)。我從2005年在《文匯報》時就開始接觸警察新聞了,而且在做警察新聞之餘,我也做了很多群眾運動的報道。2005年南韓農民事件、皇后碼頭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鐵事件,還有佔中事件。接下來就是「反送中」事件。這些經驗累積下來是很有用的。

我們看到這些轉變,看到這些方法,我們做這些新聞本來就是對這些有興趣。比如警察的部署、安排,這隊是甚麼部門的警察,那隊是甚麼部門的警察,用的是甚麼武器,甚麼時候用甚麼武器,我們一直都在看這些東西。

慢慢累積下來的就是一些經驗、一些看法。用我最喜歡舉的例子說就是:我沒有水晶球,我沒有內線,我是看現存的資料,慢慢的自己整合梳理出來。當然香港市民平日大多只會見到穿軍裝的警察,對那些防暴警察和那些機動部隊打擊暴動的方法就不一定認識了。所以我們這次就有機會在這個空間裏去把它講出來。

南韓農民抗議世貿 當年警察處事冷靜

梁  珍: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改變很大呢?

陳朗昇:警察如果是對付我們以前所知的那種古惑仔、黑社會,他們都是這樣做事的。前幾個禮拜說長洲那邊打人,其實就是警察要查一些他認為的黑社會犯罪份子。他會封鎖一個很大的範圍,然後就在裏面搞一輪了。

至於說是不是有很大的轉變?那當然有很大的轉變。我第一次接觸群眾運動就是南韓農民的事件,也就是世貿事件。當時那個環境不同,那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全世界的傳媒都在這裏。大家知道有些人會來抗爭、抗議。但不是針對特區政府的。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警察的指揮中心那裏有一句口號:你們是我們的可敬對手。

其實他們把南韓的農民當作是他們(的一個對手),因為香港其實很長時間都沒有亂過。之前是89年的旺角騷亂,或是甚麼的士加價的騷亂。所以他們二十多年來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他們把這當成了一個很好的,可以認真訓練的場所。

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甚麼裝備的。最誇張的就是南韓農民拿著一些鐵馬的架子衝撞時。我身邊的一個記者,他一邊拍攝一邊流眼淚。因為他沒有豬嘴(防毒面具),沒有頭盔,甚麼都沒有。

那個時候從傳媒發佈的畫面可以看到(警察)是沒有情緒的,你犯法那我就制止你了。你不犯法,只是抗爭,那個時候南韓農民是喊「Down Down WTO」,是反對世貿組織,不是反對香港警察。因為警察沒有情緒在裏面,所以整件事處理得較理想。

當時韓農把鐵馬的架子拆開,一群人拿著它往前衝。如果用現在的所謂非法集結、暴動、襲擊警察的罪名來控告那些韓農,我猜他們要坐十二、三年的監獄。但實際上是警察抓完了那些韓農以後,第二天就釋放他們。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做。所以那件事就這樣結束了。

到了今年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了。當然當中有很多背景因素,包括七警案,朱經緯案、旺角騷亂事件,警察帶有很多情緒在裏面,那些情緒就像滾燙的水,他們在前線看見記者就會叫「黑蟑螂、黑記」,你是完全沒有批評過他,也沒罵過他,他就叫你黑記。

中胡椒噴劑 警察不幫忙反嘲笑

梁  珍:我記得今年3.21那次,警察走過來就向你噴胡椒噴劑,他還學你叫,你肯定是痛苦的?

陳朗昇:是,那一刻是很生氣的,生氣之餘也很傷心,不過這些情緒出現之後,過一會兒我就忘記了,不理它,不是忘記,其實是忘記不了的,只是不理。你已經噴我了,很明顯就是不合理、不合法,我痛苦的在整理、在治理,附近根本沒有人衝擊、完全沒有人去扔汽油彈,附近全部都是警察,你們警察完全包圍住,所有人全副武裝。

之後你看見我受傷,本來警察通例說明你用完胡椒噴劑是要遞水給我的,在過往的日子,在6月我看見他們噴完年輕女孩,他們手上沒水,我遞瓶水過去,警察都願意幫她沖洗。你不幫忙也沒關係了,你還指著我說,我是假裝的,也沒關係,你還學我叫,嘲笑我,那個憤怒可以讓我說出很多難聽的話,但我不講了。

這已經不是警察專不專業的問題,而是他們的智商是否有問題。我不知道,現在的警察他們小時候讀書,有沒有做過風紀。而我自己小時候在學校執法經驗很豐富,我做過風紀,如果我看見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學,我一定會去批評他,不要說那是一個成年人。別人已經很受苦了,不應該在傷口上撒鹽。

梁  珍:五年前在雨傘運動的時候,警察還會保護記者?

陳朗昇:當時的警察起碼會冷靜些,警察暴力是有的。我第一次看見警察暴力是我讀書時,還沒畢業的時候,2005年人大釋法那年,TVB播出罵警察那一次的新聞,他們硬把攝影師拉走,那次他們是用了相對的暴力,找一些機動部隊警員在中間隔開,記者拍不到市民,警察在裏面抬走一些人,踢那些人,踢得很厲害,踢得最厲害的現在升上去當總警司,這段時間我有看見他。其實暴力是有的,但是沒有這麼誇張。雨傘運動的時候還可以保持那種冷靜。

以我的理解他們是旺角騷亂、朱經緯案、七警案之後,他們變得很憤怒,他們可能覺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卻在欺負我們警察,我為甚麼要給你欺負,你們不斷抗爭,也預料到可能會被警察打,打的又不是很傷,又不是把你打到殘廢,為甚麼朱經緯要承受罪責呢?所以種種事情累積形成警察帶有很多情緒。

比如最近大家看到網上一條虐兒影片,很明顯那個父親不是在罵兒子,不然的話他不會說「你這麼垃圾」,「你對這個社會沒有貢獻」,一個冷靜的人不會期望3歲、6歲、或12歲的少兒對社會作甚麼貢獻吧。看到他的情緒是很滾燙的,當他回到家就用拳腳,當他在前線拿著武器的時候,就會用武器,這是很令人擔心的。

612金鐘女孩一番話 觸動內心

梁  珍:反送中運動到現在抗疫之戰,最難忘的經歷是甚麼?

陳朗昇:最難忘的是,打得很激烈的,例如就是理工大學那一次,我在理工大學外面見到紅十字會的人拿著旗子,抬著擔架走過,我覺得好像去到戰場一樣。

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12那天。那天我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我是之前那晚6月11日做《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那個基督徒集會一直到6月12日晚上九點。在下午六點多,警察已經收復大部份政府總部外面的範圍,抗爭者們繼續在金鐘太古廣場外面集結,有個女生用揚聲器呼叫鼓勵大家,我沒有見到她的樣子,後來很多的記者都提及那個女生說的話,她說,「如果香港沒有前途,我也沒有前途的了,大家繼續堅持下去吧!」

6月9日晚上在立法會外面,看到夜晚整晚抗爭者年輕人到處走,不斷拉來鐵欄杆與警察對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淚彈打來了才後退。都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會這樣做,他們看到警察過來他們知道後果的,輕則被人抓被人鎖,重則會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為甚麼他們都不願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我們這些人雖然都是熱血的人,但是好漢不吃眼前虧。

很認真地說,我們成長的年代真的不會擔心香港有沒有民主,有沒有「一國兩制」、有沒有「高度自治」、有沒有飯吃與我沒有關係,就算香港我以為香港沒有「一國兩制」沒有「高度自治」我們都會有工作,都不會餓死,都有房子住,但是現在的年輕人未必是這樣想的。

我接觸過很多的90後,97年左右出生的,他們對前景很擔心,沒有前景可言,他們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學,比我讀書厲害很多,但是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尤其是很脆弱,看到法官這樣說話,他們心想:「那還有法治嗎?」

大家成長的背景是不同的,我在香港80年代成長,90年代已經懂事,香港經濟很好,覺得住房是很正常,家裏可以正正常常有房子住,警察是正常的,是警惡懲奸的。但是年輕人現在看到不是這個現象,他看到的是「一國兩制」、自由民主從來永遠都是大話、謊話,說過07年08年有,但又沒有,2012年也沒有。

而且人大釋法,釋完法之後你反對、你抗議,要抓你鎖你這樣,警察也是這樣,司法系統也是這樣,他對社會是沒有了信心、沒有了前景,所以他們變得義無反顧,會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我對整個事情的理解會很深刻一點。

梁  珍:那個時候是在現場聽到的嗎?

陳朗昇:感動、感動,真是很觸動的,就會想,我們是回歸(主權移交)的時候成長的一群人,97年我剛好Form4(中四),回歸之後第一年我們考會考,如果當年我們與他們一樣去抗議的話,上街遊行的是我們那個年齡,我們完全沒有選擇這條路,完全沒有選擇去阻止回歸,沒有選擇去Question、去質疑為甚麼要回歸?為甚麼是這樣一個《基本法》?為甚麼這樣安排?我們完全沒有這些。

當然我會解釋,告訴他們,對不起我們那個年紀不是這樣的想法。

梁  珍:堅持這麼長時間做直播,你為甚麼可以堅持下去呢?

陳朗昇:其實說起立場呢,是每個人都這麼前的。有的時候我都跟同事說,「你們不要這麼勇敢」。例如721大家都看到我的同事被人打,他被人打完以後我都有想過,叫他不要走那麼前,很危險的。

後來他告訴我,他不是特意走那麼前,真的是因緣際會他站在那個位置,那些人走到他附近,他才顯得在前邊,他不是特意。當然他非常勇敢,他沒有後退,給人打就繼續攝影,辛苦的是去救他幫他的那個人,那個人被人打得很厲害,但相對地同一個同事都攝影到。

尤其是7月1日那天,立法會有一個小女孩說要闖進去,她明知道警察在附近,她要衝進去救那些要留守的那些人。

梁  珍:其實這改變了很多人對整件事的看法。

陳朗昇:所以如果他不在前邊,他攝影不到的。我自己對警察的理解,有些事我會好漢不吃眼前虧,我會站後一點,但是有很多記者不是,例如一些記者看到槍擊,我看到警察拿著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裏,我當然馬上要走。

他不是,他繼續在那裏攝影,他沒有想過警察看不到周圍,會打中自己的,他照樣攝影著,正是記者這麼勇敢的行為,將真相、本來面目、將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報道出來。

我在鏗鏘集說過,在香港做記者環境不理想、工資不高,當然立場不是太差,工時很長,很多很多辛苦的事,我們堅持在這裏,一定不是僅僅因為那份工作,不是因為那份工資,一定是有些希望做到的事,可能是因為我們希望見證歷史、希望記錄真相,希望我們可以儘量去攝影多一些市民看不到的東西,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感,所以不是你叫我兩句「黑記」、「死曱由(蟑螂)」我就會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鎖。

老實說,我們在合法的情況下,我覺得我是對的,我是不會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會提醒你,你這麼做是非法的。你要執法就不要非法,我一定要提醒你,原因就是這樣。

名字被放「暴徒網」家人擔憂

梁  珍:有沒有受到人身威脅?

陳朗昇:我的名字被放上「暴徒網」,家庭地址、電話號碼都被放上。(私人資料)被擺上「暴徒網」後,是有多點電話打來,沒有到死亡威脅的地步。我們自己見慣了,能評估得到。其實太太和家裏人都會擔心的,所以我也要顧及他們。

如果有甚麼騷擾電話,我原本經常和他們鬥嘴。我太太聽到後,就說「你不要這樣,不要挑釁他們吧」。我說,他們那麼「辛苦」打長途電話來,不要浪費了,不要說兩句話就收線吧。但是我也不能夠太任性。人大了,責任大了,兼顧關顧的事情就多了。

梁  珍:你甚麼時候加入立場新聞的?

陳朗昇:我是2018年3月加入的。我以前做Fact Wire(傳真社),後來因為資金和工作安排等,我後來就離開了。半年沒有工作,拿了記者協會的失業救濟的,真的不是開玩笑。今天大家前後都稱呼我昇哥,其實在香港做新聞界是憋足了一口氣的。

後來立場新聞的總編輯來找我,他說需要一個資深一點的人來幫忙。我記得他說,他的立場,他的想法,價值觀,就是希望為一些無權的人發聲。有些事我未必認同,比如說港獨。我們未必要去表達我們是否認同,但是我們需要給那些人去說。在這個過程中,就一定有機會有結果的。

比如23條後會怎麼樣?他說,如果23條後要全部關門拉人,那就全部關門拉人啦。我說,你要做烈士嗎?他說,那就做烈士囉。好吧,那甚麼時候返工?在公司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可能完全一樣,但是對香港社會的承擔、看法、對新聞的堅持,雖然我們有做烈士的想法,堅持到最後一刻,但是我們做新聞不會太情緒化。

我們看見警察打人,甚至連警察打人都不說,我們會說,「警察拿起警棍」,鏡頭看到警棍正在揮動著,然後有個受傷者受傷了。因為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我們說話,我們的語氣,我們的速率,都會影響大家的情緒。大家可能會憤怒,可能會傷心,可能會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所以需要記掛著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不能說得太情緒化,令大家很生氣。睡覺前聽到這些事,可能會很激動。我們只能很中性地說那條警棍揮動著,有人受傷了,大家其實可能都看到的。還有就是一定要公道,警察打人我們會錄影,抗爭者向警察總宿舍扔(雜物)我們也都會錄影。當然這中間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個人的看法和分析,但都會平衡一下,說這是我們個人的看法。

新聞自由靠前線記者硬挺 有左派老闆變黃

梁  珍:香港新聞自由的前景?

陳朗昇:前景是不樂觀的了。現在看到有三個問題。我們接觸資訊的困難程度,就算雖然理論上有甚麼公開資料收集,有甚麼檔案的個別機構的立法會去披露自己檔案的原則,但我們接觸資訊是非常艱難的。

很簡單,在疫情下,CSI口罩,我想沒人相信這些口罩出納的記錄是沒有的。那些口罩去了哪裏?其實怎麼會不知道呢?但是有政府,有議員去問都問不到。以前我們記者問不到,議員去問應該能問到,但是現在議員都問不到。接觸資訊的困難高了很多。

第二就是記者的安全。當然可以說我們還沒去到卡舒吉的情況,不會被拉到一個地方,接著人間蒸發,屍骨都找不到。完全沒去到這種情況。但是公然抓記者、公然攻擊記者、公然去侮辱記者是存在的。

你說大陸那些城管打記者沒出現,其實是個別的。有一次我們在山東街錄影一個被捕人士,我們在彌敦道被他們(警察)推開,沒有其他記者在場。我就是被他們不停的撞,但是我不可以還擊,我不可以還手,我甚至不能擋得太大力。如果我擋他們擋得大力一點,他們都會告我襲警。

梁  珍:如果抽離記者的角色,你還最想做甚麼呢?比如寫本書,留下些甚麼?

陳朗昇:其實記者都有在想出一本書。就像六四時出了一本《人民不會忘記》,北京的記者一生的經驗。我們都在醞釀中,留個記錄是好的。

我沒想過不做記者會做甚麼,畢竟做了記者十幾年了。很老實說,香港需要更多的記者。說到新聞自由,其實很老實說現在我們只剩下一些前線記者大家一點一滴,一汗一淚去堅持。你見到很多傳媒,其實都是有立場,有他們的金主。

大家看看新聞,都還沒太過份,是因為有前線記者在頂著,寫篇稿、寫幾個字,和老闆吵架。一個鏡頭,可能會被警察罵得很厲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們還在努力去做,其實真是靠住。很多謝大家去支持那些前線的記者,希望大家的支持不會太有差別。

不是做建制派、做左派媒體的記者都是這樣想的,其實沒有的。我聽到一個在建制派媒體的記者和我說,他老闆也變「黃」了。當他們都中過水炮車,變成一泡泡藍色的樣子,他們怎麼會對警暴沒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