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米勒（Paul D. Miller）教授近期在《外交政策》雜誌網站發表文章表示，儘管西方國家對病毒的反應遲鈍不能成為對中國（共）解除壓力的原因，但「如果中國擁有一個不同的政府，那麼世界本來可以免於這場可怕的大流行」。
文章駁斥把新型冠狀病毒叫做「中國病毒」是種族歧視或是將健康危機政治化。米勒教授說：「這場危機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因為它造成的部分原因是不稱職、惡意和腐敗的政治家。忽略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政治層面因素就不能保證它不再次發生。如果我們不希望發生另一場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我們必須追究導致其惡化的政治人物的責任，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作者表示，他個人認為病毒應該以中共命名，應叫「中共病毒」。他強調，問責中共並不是將病毒政治化，因為這場大流行本來就是政治性的。這場危機的政治層面因素決定了我們要為避免歷史重複而問責，而問責始於確定應負責人的一方——中共。
「中國政府（中共），而不是海鮮市場，是世界上患病最嚴重、最腐爛的機構。」他説：「它（中共）是地球上每天都在反對人類自由、人類繁榮和人類尊嚴的最強大的機構。 就其本質而言，它會助長一場將殺死數千人，使數百萬人患病，使數十億人處於貧困狀態的全球性危機，這真的令人驚訝嗎？」
米勒是喬治敦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國際事務教授，也是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高級研究員。從2007年到2009年，他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主任。
為什麼說危機是政治性的呢？米勒教授說，饑荒是相對於瘟疫的有用的類比。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他的著作《發展為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解釋說，饑荒主要不是缺少食物，而是缺少有關食物的信息，以及運輸問題。地球上有足夠的食物給每個人。如果您知道食物在哪裏，飢餓的人在哪裏，並且可以讓一個人得到食物，那麼人們就不會挨餓。這就是為什麼允許信息和市場自由流通的自由市場民主制不會造成饑荒。
同樣，全球大流行並不是每當新的傳染性病原體出現時都會發生。當缺少有關病原體的準確信息並且基本公共服務失敗時，才會發生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就是無法調節食品和市場以防止病原體的傳播，並且無法關閉運輸和控制活動來防止疫情擴散。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研究員賴勝傑（音）的研究表明，如果中共採取更早的行動，而不是掩蓋疫情，本來可以將全球傳染病病例減少95％，大大限制疾病的地理傳播。
丹尼爾·普萊特卡（Danielle Pletka）在美國在線媒體The Dispatch發表的題爲「專政如何使流行病惡化」（How Dictatorships Make Pandemics Worse）一文中說，習近平的「首要關切不是面臨危險的生命，也不是控制病毒，而是國家和他的聲譽、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及對權力的控制」，相比之下，「民主領導者不懼怕信息，因此，他們可以判斷其努力的效果，可以進行微調和調整，並可以通過優化挽救生命的方式應對新聞流」。
米勒教授表示，更深層的問題是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國人民。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能期待它可以確保準確的信息和基本公共健康服務。華盛頓特區哈德遜學院高級研究員彼得·拉夫（Peter Rough）在《外交政策》題為「中國如何利用冠狀病毒削弱民主國家」（How China is Exploiting the Coronavirus to Weaken Democracies）的文章中說，中國（共）非常善於利用這次的病毒在全球宣傳戰中針對美國。在這場危機期間，中共正在抓住一切機會，讓歐盟成員國之間針鋒相對。中共把歐盟視為保護歐洲利益和價值觀的潛在競爭對手。歐盟會保護歐洲大陸，使其免受中共利益和力量的滲透。
作者表示，北京向歐洲運送醫療用品是離間歐洲國家的重要部分。例如，華為決定向荷蘭捐贈80萬個口罩。荷蘭計劃在6月份拍賣第五代（5G）移動牌照，並且由於荷蘭人出於間諜方面的考慮，還在決定是否將華為從其5G網絡中排除。
中國向意大利派遣了他們需要的醫生和捐贈了呼吸機，意大利是歐洲「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力支持者。中國向希臘捐贈了50萬口罩，希臘已經在布魯塞爾成為了中共可靠支持者。中共越來越多地依靠希臘否決中共認為違反其利益的任何措施，如貿易、安全或人權方面。中共在歐洲國家之間楔入的另一種嘗試是所謂的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合作倡議，主要針對非歐盟國家。
大紀元最近的特稿「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一文中表示，真正令意大利疫情爆發的根源，恐怕還應歸因於意大利政府與中共的「親密」關係。
拉夫研究員在他的文中提到，由於歐盟國家沒有及時給意大利提供援助，現在只有五分之一的意大利人認為歐盟成員資格對意大利有所幫助，而三分之二的人則認為歐盟成員資格是「不利條件」。塞爾維亞不是歐盟國家，但它希望加入歐盟。塞爾維亞最近獲得了中共的援助。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公開對中共表示感謝，並聲稱「唯一可以幫助我們的國家是中國，其它國家什麼都沒有做」。
拉夫認為，美國也被中共的宣傳影響了，一些人也公開對中國（共）在應對危機方面的專制效率表示讚賞，這正是中共一直在國內外大力營造的形象。他表示，目前的時局還沒有定論，但有一點很明確：中國（共）不能被允許在利用病毒削弱西方民主國家中獲勝。
大紀元出版的《九評共產黨》中提到：「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其中的煽，是指中共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
間是指滲透，離間，瓦解，取代。本周的《經濟學人》雜誌中的「茶館」專欄表示，如果看中共的宣傳的字面意思，中共是準備進一步取代美國留下的一些空間，成為全球領袖了。可是，打游擊戰來破壞現有格局和取代領袖地位還不同。中共一直是拉攏在主流外的邊緣國家的天才，如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然而，把外國領袖變成「中共的朋友」與給世界提供一個中共式的模式還不是一回事。專欄說，中共造謠說病毒來自美國，甚至意大利。這些舉動可能在中國國內暫時有利可圖，但如果想要贏得國外人的信任，這些舉動就不符合常理。
專欄指出中共病毒外交的政治代價：「在3月23日發表的評論中，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豐特列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描述了在針對COVID-19的全球性敘事戰中中國（共）的激進信息，並尖銳地批評通過『慷慨政治』尋求地緣政治優勢的力量。」
《經濟學人》這篇專欄文章質疑中共是否會拋棄一貫的模糊和憤世嫉俗的機會主義，從而取代領袖地位的真正願望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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