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做人最終是良知問題

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及龍振邦3月18日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並於同日傍晚撤回該文，稱不希望捲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專訪時說，打壓知識份子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學術自由對於教師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龍振邦及袁國勇撰文指，網傳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外界認為，袁國勇與龍振邦雖以學術專業發表文章，卻觸動中共敏感神經，被迫撤回該文。

去年6月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狀況日漸惡劣，中共與港府的專制殘暴與武力鎮壓，觸發港人大規模遊行與抗爭，張燦輝表示，這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他說，港人面對強權奮身抗爭，會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打壓，也許失去收入，影片被「黃標」喪失廣告費……有人仍然挺身而出，有人不出聲自稱中立，但最終人人都得面對良心問題做出抉擇，「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個人的人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需面對的事情。」

採訪內容如下：

記者：袁國勇師徒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撤回。作為知識份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想聽你的高見。

張燦輝：聽到這消息，老實講是很悲哀的。這兩晚都睡不好，就是在思考為甚麼會這樣？在我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總是以為打壓、不自由、勞役、強權等這些事情，是過去的事情。我們很幸運，從1949年到近幾年，都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沒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曾是我們擁有的東西。

從小到大，我讀書、寫作，到在大學任教，數十載，沒有人要求過我，甚麼不允許教，甚麼可以教，甚麼一定要教。我認為老師只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隨便亂說，要有學術根據。因為在人類的歷史，學術歷史中，學者的思想不斷地匯集，作為老師就要去分享這些。我讀過很多文章、很多書，消化理解後教給學生。所以我們覺得學術自由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見不公沉默或中立也有問題

記者：這次袁國勇的事件，大家覺得講真話是被打壓的，過去香港九個多月反送中運動，很多人從沉默到現在夠膽出來講，在這一過程的改變中，你覺得有甚麼意義？

張燦輝：在過去一年裏，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夠膽講出事實。從去年6月，慢慢開始出現的問題和現在不同。到有問題的時候，港府就會使用強權。上次我們說為甚麼香港演變到會有91%的市民反對特首呢？反對特首的不只是一眾「勇武」，還有很多「和理非」，知識份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為看到不公而出聲。往往出聲都會有後果的，可能生意被打壓。比如近來YouTube有「黃標事件」，不給你廣告費。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都面對來自不同層面的打壓。問題就在於，知識份子也好，普通人也好，最後面對的就是良知的問題。肯出聲，可以彰顯公義；但不肯出聲，聲稱自己保持中立或完全沒有意見的，就有問題。

中共辦國際哲學會議不參與是種態度

記者：上一次講到如果面對共產黨的極權，不出聲就等於做了幫兇。

張燦輝：是啊，是啊。我講一個幫兇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個很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每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每五年在雅典和其它城市舉行，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是大型會議。當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學大會主辦權的時候，很多人都很雀躍，「啊，等於我們中國人拿了奧運（主辦權）一樣，會是一個盛事」。

2018年初，我當然也受邀出席夏天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哲學大會。當有人邀請我時，我就很酷地問他一句話：「你會不會在1936年去柏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納粹在1936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想壯他們的聲威，向全世界宣示他們納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話，當然不是幫兇的問題，就會是endorse（贊同）中共有所謂哲學的一個領先地位。

我和他說，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而哲學無論在東、西方，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甚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回過頭來說，正是我們人類歷史裏所講：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雖然受邀赴約，機票、酒店都有人招待，但是這種事情是否值得我們去認同、去參與呢？我不參與其實是一種態度，當然這個事件不會因為我不參與而不出現，但是，是一個態度問題。

白色恐怖滲入大學為前途要考慮言論

記者：中共非常重視香港的學術界。香港大學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學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點監察的對象。你在中大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受到他們的監視？

張燦輝：我在中文大學很多年了，做過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及負責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領導，做14年主任。至少在那段時間裏，基本上沒有受到監視，就算有也是很間接的，或者是很隱晦。

但是至少直到我離開，退休的時候，我還大膽地說，我們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教學沒有被審查、被禁止的，沒有的。

但是我知道，慢慢會將大學教授的意見收縮，很多方法可以使老師們不敢講太多大陸的事情。如果他們做事的時候，想著如何去升職等事情，可能就會不敢講出真實的想法，主動自我審查。

記者：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有「舉報文化」，學生舉報老師講了些甚麼，很多老師就變得不敢講，這種舉報文化來到香港的話，你們會怎樣去……

張燦輝：我想這種舉報文化暫時沒有，有的話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剛剛讀完博士之後，有一年去台灣教書，那時仍然是蔣經國未取消戒嚴令的時候，我教書的時候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甚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嚴令取消之後，台灣民主開始發展。但是以香港來講，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題是，如果每個老師、教授都怕的話，我們就會很慘。

現在最主要的自由，除了學術自由之外，還有在公民自由中，最重要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白色恐怖使我們覺得，這些自由慢慢在收緊。如果這樣說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呢？如果那樣說的話，會有甚麼問題呢？這些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但是我相信無所不入的維穩組織裏，用這麼多的錢來維穩，怎樣會不知道我們說過甚麼？大家的一言一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就會視乎它是否會帶來危險。

當然我現在覺得，我們仍然還擁有言論、思想自由。我不知道現在我的中大同事有沒有遇到甚麼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大膽敢言，你的學術前途，可能會有麻煩。我暫時未聽過真的有人因此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