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提著一個飯籃，先收齊「犯人」們的碗，去食堂買了飯菜，挨戶送去。有的人和我比較熟，央求我給他們買好一些的菜，我總是將魚、肉之類的好菜埋在飯下面，以免被造反派發覺。
將心比心，我很同情他們目前的遭遇，我認為這些被關押的人，不可能是壞人。尤其是在山東大學和我同學的聲樂家——李嘉曉只知道唱歌，從不關心政治，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被關起來，純粹是兩派互相揪鬥，攀比誰揪出來的「壞人」多。只要你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多半會被抓。
我的同學心胸狹窄，想不開，每次送去的飯菜，等我下頓去收碗時，還是原封不動，說明他已兩天沒吃一口飯了，我先以為他嫌菜不好，無法下嚥，第三天我煮了兩個茶葉蛋埋在飯裡，結果還是沒吃。我看這樣下去是要出事的，我不得不將這事向造反派頭頭報告。
這下可好，我闖禍了！造反派認為他以絕食來對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把他拉出來狠狠地揍了一頓，腿都給打瘸了。我看見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他的「牢房」，我的心真是又難過又愧疚。後來他被移到了小號，由專人看守，並強迫他進食，同時也不讓我給他送飯了。
第二天我去給一個過去參加過國民黨演劇隊的老演員叫秦方的送飯。演劇隊是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的宣傳抗日救國的愛國巡迴演出劇團，演的都是「放下你的鞭子」之類的「進步」活報劇，是由一批所謂愛國青年參加組成的屬於左派「進步」組織，郭沫若也是該劇團的組織者之一。
造反派們一聽是國民黨的組織一概列為反動組織，把人抓起來再說。當我打開門一看，把我驚呆了！在暖氣管上吊著面如土色的秦方，我扔下飯籃直奔造反派的辦公室，告訴他們出事了！
頭頭拿起一把菜刀三步並作兩步飛跑到秦的房間，一刀就把腰帶砍斷，隨後的其他的造反派們和醫務所的醫生也同時趕到。
經醫生翻眼，摸脈，證實人已死亡。秦方的死，給轟轟烈烈的運動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陰影。
富有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是：在秦方自殺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著一排醒目的黑體字：
「國民黨演劇隊是我黨支援的進步組織。」
嗚呼！秦方，你的死該由誰來買單？你死得太冤了。
第二件又令全院震驚的事，就是在一次鬥爭指揮的大會上，造反派往指揮頭上澆了一瓶墨水，指揮回到住處，在上廁所時，也是將自己高掛在粗粗的水管上，上吊自盡了。
因為太高無法用刀砍斷繩索，得將屍體抱下來。造反派頭頭平時頤指氣使，目空一切，這時卻畏縮不前，不敢去抱死屍，於是命令我去將死屍抱下來。對我來說一是不敢違抗命令，二是我曾在緬甸戰場上抬過挨地雷炸死的同伴的屍體，以及在「解放」前夕和同學一起將上吊在樹上的女傭抱下來的經
歷，我一點都不害怕。
只是，指揮這個人又高又重，我搭上凳子，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抱離繩索，死人活人一起摔了下來。
造反派頭頭，情不自禁地，向我偷偷地伸了伸大姆指。他這一不尋常的舉動， 是違反革命紀律的，但我並未因此而感到一絲溫暖，反而覺得你這不可一世的革命造反派，在我這個右派面前露餡兒了。
然後就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書特書：xx 指揮是自絕於人民……云云。
一位頗有成就的指揮的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斷送了。像這種自殺，和打死人的慘劇，時有所聞。如著名作家老舍，因不堪淩辱，跳湖自殺；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楊嘉仁夫婦，開煤氣雙雙離世；北京實驗師範附中的學生，將她們的老師活活打死。
真是駭人聽聞。在那個無法無天，殺氣騰騰的年代，連國家主席的命都自身難保，更何況我們這些老百姓呢?
我另一個可以說是出盡風頭的事，就是有一家人的三歲小孩被撞鎖鎖在十層樓的房間裡，父母去開鬥爭會，忘了帶鑰匙。回來後，孩子在屋裡大哭大鬧，父母在屋外大喊大叫，還是沒法進門，有人主張撬開門，主人猶豫不決。於是找到了我這個「聽用」。
因為當時院內的修理工，都不幹活了，成了造反派了。於是我這個被群眾監督勞動的右派，就搖身一變成了修水管、廁所、疏通下水道的冒牌修理工了。我不願撬門，因為撬了門，以後配鎖，修門都是我的事很麻煩。
我問了屋主，陽臺上的門是否關上？他說因天熱沒關。我說那我就從隔壁鄰居的陽臺搭塊木板走過去。屋主用懷疑的眼光說，能行嗎？這太危險了吧！我說不怕。
說不怕是假，我也從未這麼試過，心裡沒底，一言既出也收不回來了，硬著頭皮幹吧！
我找了一塊寬約一尺許的厚木板，架在兩家陽臺的水泥欄杆上。我正要往上爬，屋主攔住了我說：
「這是我家自己的事，應該由我自己來。」
說罷就要往上爬，當他伸頭往下一看，臉色一下就由紅變白，嚇得難為情地退了下來，他可能有恐高症。我對他自告奮勇，敢於承擔責任的精神還是很敬佩的，絲毫沒有那種像造反派不可一世的氣焰——你是右派，危險的事、抱死屍的事就該你去做。
這時樓下已聚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看看這個不要命的右派走鋼絲耍雜技呢！我在眾目睽睽下，登上木板，扶著牆，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對面的陽臺移動。
此刻，樓下、以及陽臺上的人們都屏住氣息，鴉雀無聲，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我出人意料地一個箭步，跳落在對面的陽臺下，群眾歡呼鼓掌。
然後是順利地進屋開了門，孩子的父母衝進了屋裡，抱著哭腫了眼的寶貝兒子，一家人哭成一團，好像絕處逢生一般，而把我這個「救命恩人」撂在一邊。
倒是其他群眾，有的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樣的！」
也有人為我打抱不平說：
「怎麼？人家右派就不是人，命就不值錢？開個反鎖的門，值得冒那麼大的險嗎？」
我一點都不抱怨誰，沒有人命令我，是我自己願意去做的。從此，我成了人們不敢公開表露的心中的英雄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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