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北京當局印發《關於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的通知》,稱這是「緊前出台」的「重要舉措」。似乎為這做註腳,9日,武警部隊1人晉升中將警銜、36人晉升少將警銜;10日,陸軍6人晉升中將軍銜、46人晉升少將軍銜。

中共軍級以上軍官軍銜,基本上都是少將以上(副軍級也有是大校軍銜)。當局為何在2019年年終之際, 要「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呢?按照當局的說法是,按照軍官職業化改革方向,「全面推開軍銜主導軍官等級制度」。那麼,到底具有哪些「意義」呢?本文試作如下3點解析。

一.穩住、拉攏、控制高級軍官群體保軍權

習近平治軍的兩大招,就是「軍中打虎」 與「軍改」。其表面用意,是欲把軍隊從腐敗不堪轉變為「能打仗、打勝仗」,「裏面」卻是抓緊軍權、防範政變。

上屆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現任軍委委員張陽、房峰輝及多位上將紛紛落馬,尤其張陽被稱自殺身亡,軍隊震撼都懵了。19大後,「打虎」氣勢不如以前,但落馬者仍持續不斷,許多將官隱形、命運難料。今年10月26日,官方又首次證實戰略支援部隊前副司令員饒開勛(中將)、西部戰區陸軍前副司令員徐向華(少將)落馬。

此外,當局頻繁換將,兵無常將、將無常兵。所有這些,都使軍心不穩、將心不穩。

習近平當局為穩定軍心、將心,給了軍官這個群體一條出路:軍官職業化;同時,為理順軍官內部等級關係,將當前已執行多年的、弊病重生的、以職務等級為主導的等級體系,轉變為軍銜主導軍官等級制(軍官職業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做法)。

二.「軍官職業化」觸動利益格局

但是,軍官職業化並非說句話這麼簡單,它屬於軍事政策制度改革的一部份,而且是最難的部份之一,當局大概沒有料到難度如此之大。

例如,軍官職業化,要保證軍官待遇優厚,而這需要投入大量財政資源。軍費是一定的,這塊漲了,就得消減其它方面,利益是剛性的,這不矛盾?如果漲軍費,財政又怎樣保持總體平衡?

又如,軍官職業化,必定要大量減少軍官,誰上誰下?中共軍隊向來是山頭林立。軍改中,將陸軍18個集團軍縮減為13個,番號重新編,意圖就是消平山頭。但明的山頭好像沒了,暗地裏的人際裙帶關係,卻斷斷是去除不了的,軍中新的派系鬥爭,一直是或明或暗地進行著;尤其是中共政局「向左轉」、持續惡化,反習勢力更易聯絡。軍改中的危機一直都潛藏著。

又如,軍官職業化,出路(「退役」)要通暢,而軍官轉業安置一直是個老大難。當局強調「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革是軍地雙方的共同任務,需要中央和國家機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關心支持」。沒有極強的政治壓力,地方會願意背軍方甩出來的「鍋」?其中,當局又如何拿捏?

三.軍事改革難度重重

當局欲以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政策,來推進軍官職業化,以軍官職業化,來推動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前述問題反應出,利益格局必須大調整,除了軍隊內部關係調整外,還牽扯到外部的軍民關係、軍地關係調整等等,千頭萬緒,難以一時理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實際也是如此。

舉個例子。早在2016年3月,中共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 「制定國防交通法,修改現役軍官法等」,但沒有下文。今年3月,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又提出「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定的重大立法事項」,包括制定軍民融合發展法、退役軍人保障法,修改現役軍官法、兵役法等。

今年11月26日,當局召開「中央軍委軍事政策制度改革諮詢評估任務部署會」,分領域對擬推出政策制度和主要改革舉措項目,進行獨立客觀評估,為中央軍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這也是改革難度的一種表現。

按照當局軍改規劃(「三大戰役」),將依次推進領導指揮體制改革、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與軍事政策制度改革。2018年11月,當局召開「中央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標誌著「第三戰役」開始,其初始目標是:2020年前,完成各領域各系統主幹政策制度改革,構建起軍事政策制度體系基本框架;2022年前,健全各領域配套政策制度,構建起比較完備的軍事政策制度體系。

2019年初始目標難完成

在這種情形下,當局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意圖就是以此為突破口,作為修改軍銜條例和現役軍官法的「緊前工作」,推動軍官職業化;再以軍官職業化來推動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這個做法也有前例。當局為有效管控最高層人員和高級幹部,中共政治局曾於2016年11月30日,審議通過規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待遇文件;之後,軍方先行,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有關待遇規定》。當局策略是「以上率下」、「以軍促民」。

但這個做法有沒有效就難說了。例如,2014年10月,中紀委監察部官網稱「中央正制定省部級幹部生活待遇規定」,但是「只聽樓梯響,未見人下來」。

而且,當局的軍官職業化和軍事政策制度改革,目的是保黨,是把軍隊當作黨衛軍,閹割了軍人之精神,完全背離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常則,註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