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眾的抗爭已持續4個多月,焦點已轉移到反對警察暴力。

港警濫權 施暴

我們從6月12日至今的一些影片的部份畫面看到,警察明顯在已制服示威者的情況下,繼續毆打示威者。而根據香港《警察通例》第29章,警方使用武力的原則是,使用最低程度武力來實現目的,並且達到目的後,須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現代警察的鼻祖羅伯特比爾,在其「警務九原則」中就確立了,警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以實現警察目的。

警察是整個社會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組織,如果他們拋棄了武力使用原則,為了洩憤而動武,將破壞程序正義,對自由和人權造成災難性打擊,造成民眾對法治的信心崩潰,同時撕裂整個社會。

而要想重建民間對法治、警隊的信心,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釐清事件中的各方責任,找出體制漏洞,提出修補意見,而這也正是港人五大訴求之一。

警隊「以下犯上」

為了迴避對警察濫權的追究,香港警隊出現了罕見的「以下犯上」情況。

7月份,港府「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為警方處理元朗襲擊事件的方式道歉,結果在其治下的警察工會卻致信批評上司張建宗,被香港網民形容為「武官政變」,結果最後是張建宗不得不讓步安撫警隊。

另外還有兩件事,折射出特首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警隊。

8月28日,多家港媒披露林鄭月娥內部講話錄音,她說無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因警隊非常抗拒。

6月18日林鄭月娥被問到如何定義6.12集會、以及是否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濫權時,她表示「在公眾集會中,最有權威及資訊去判斷發生甚麼事的人不是行政長官」,她會「按警務處重新作出的立場來講」,被香港民間評論為「特首對警隊亦趨亦步」。

而5年前,香港警隊和政府的關係還不是這樣。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下令釋放催淚彈後,時任特首梁振英出於政治目的叫停,顯示出當時特首對警隊至少還有掌控權。

那麼為何5年後,特首與警隊的關係,似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錯位?有人認為,是因為中共對港政策比5年前收得更緊,所以港府用政治途徑化解民怨的空間更小,只能更加仰賴武力來壓制港人,自然也就更顧忌警隊的立場。

但除此以外,還有觀察家提出一個更嚴峻的問題:警務處向保安局和行政長官負責的傳統,是否已被打破?

香港警察向誰負責?

今年8月5日,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高敬文教授表示,他的消息來源告訴他,「表面上,香港警察聽命於林鄭月娥,但實際上,他們是通過中聯辦遵從來自北京的指令。」「林鄭月娥已沒有對香港安全事務的話語權。」

另外據香港《蘋果日報》報道,中共政法委書記郭聲琨,8月2日已坐鎮深圳,「聲援和支持(香港)警方採取強硬手段」。而「中聯辦警聯部」在深圳有辦事處。郭聲琨在深圳坐鎮支持港警,這就和高敬文教授提到的北京通過中聯辦遙控港警的消息,有了一定的一致性。

「中聯辦警聯部」是甚麼機構呢?是和「香港警務處聯絡科」對口的部門,也就是中港警方對口聯絡的機制。「中聯辦警聯部」現任部長,是中共公安部國保局前局長李江舟。

國保局在大陸的角色,是專門針對中共眼中的「階級敵人」,打壓各種政治犯、良心犯、宗教信仰團體,它是中共的專政機構,相當於納粹的蓋世太保。

有句俗話說:「手裏拿著錘子,看甚麼都像釘子」,一個習慣濫用專政機器的人,成為了和香港警務處對口聯絡的負責人,對香港警方的影響可想而知。而「國保」這個專政機構又習慣營造「整個社會充滿敵對勢力」的氛圍,來證明這部專政機構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他們呈往北京的關於香港的情報,傾向性也可想而知。

但問題來了,即使指揮系統已經易主,但命令仍需要依靠警察來執行。香港警察分3級,高級警官、警官、初級警務人員。如果這些人抵制鎮壓示威者的命令,在執行清場任務的時候把槍口抬高一寸,那麼北京「強硬處理」的命令依然無法落實。

但現實中,我們看到身著香港警服的人毫不留情毆打示威者。要知道香港警隊曾被評為「亞洲最佳」,傳統上以「服務市民」而非「壓制市民」為使命,香港人情感上難以接受,因此很多市民認為,中共派武警混入了港警。

高敬文教授的消息來源告訴他,目前香港3萬名警力中,確實混入了約2千名大陸警察。另外,網絡爆料,一名自稱香港新界北的警察說,每逢重大示威活動,他和一些同事就被放假,肩章和警號則被要求上交。另外他有同事聽到,有的速龍小隊成員在洗手間用普通話交流,這讓他不得不懷疑有中共軍警混入了香港警隊。

然而,問題並不只於此。港警被統戰和滲透的程度,可能遠遠超過外界預期。中共長年來,通過「公開」和「地下」兩種手法來「赤化」。

香港警隊被「赤化」?

「地下手法」,例如在警隊內安插中共代理人。典型案例是1950年代,中共就收買了港英政府警隊的高級警官曾昭科做間諜,他甚至差點接管香港警務處。直到1961年他意外暴露身份,才被遞解出香港。

1997年前,香港警察政治部的一項主要責任就是防範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然而1995年政治部解散,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警察更不可能再反擊中共的滲透。現在警隊中的核心人物,是否被中共統戰或收編,就成了未知數。

而「公開手法」,例如香港警隊教材從2006年開始,出現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和其它中共政治宣傳,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香港警隊的價值觀。

另一項重要做法是,以「交流」之名對香港警察進行培訓。根據「香港警務處」官網一份沒有標明日期的公示,僅2009或2010年的一年之內,香港警隊就提供38名警官和108名初級警員的名額,去大陸參加訓練。負責接待部門是中共浦東幹部學院、中共公安大學、廣東警官學院等,目標是讓香港警員「從不同角度去了解國情」。這是外界熟知的統戰手法,也就是通過展示中共精心打造的窗口工程,輔以全方位的款待,再灌輸用「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等名詞包裝起來的階級專政和維穩鎮壓理論,來影響香港警察的價值觀。

大家計算一下,僅這一年去大陸接受培訓的警察,就相當於警隊總人數的近千分之五。不考慮人員流動和重複受訓的話,22年下來,可能有10%的港警接受過中共培訓,其中不少人可能已晉陞,成為前線指揮,在鎮壓港人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指揮和訓練之下,我們不難理解,港警為甚麼會將爭取自由民主的香港人,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暴徒,施以重手打壓。

而港府和中共一味強調示威者責任,拒絕調查警方濫權責任,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做法是可接受的嗎?是法治嗎?

對香港局勢的感想

最後想針對香港最近的局勢,談一些感想。我們知道中共在1989年「六四」鎮壓前,曾經給軍隊注射了一劑心理催化劑,就是「仇恨」。據《大紀元》引述知情者披露,當年中共軍人換裝成工人和學生,用鐵管等凶器打死了一名崔國政,隨後宣稱這是暴徒所為,激化士兵對市民的仇恨心理,為後來的血腥鎮壓鋪墊了心理基礎。

今天,中共又在香港撒下了這劑催化劑,而且是同時灑向警民雙方。大量不明身份的警察暴力鎮壓市民,引發市民對警察的不滿和憤怒。而市民這種仇警心態,客觀上會進一步刺激中共軍警毫無道德負擔地執行鎮壓任務,同時可能也會影響一些「中間派」港警的心態。這時,示威者調整情緒和抗爭策略,維持道德高地,不忘初心,對於抗爭的可持續性就顯得尤其重要。

當然,這裏有一個無法排除的因素,就是示威者中也有大量身份難辨者,例如香港連登討論區已披露很多證據顯示,有便衣製造暴力事件嫁禍給示威者,激化事態、製造鎮壓的口實。我覺得這時,示威者有必要集體商定行為底線並作出聲明,可能也是避免無底線的對手嫁禍的辦法。

同時,中共這次又在中港之間表演了它最拿手的把戲之一:「挑動群眾鬥群眾」。先是對大陸民眾屏蔽港人抗爭的真相,造成大陸民眾對港人的誤解。當港人承受的委屈、不滿、絕望到達極限後,他們也開始對有挑釁舉動的大陸人做出反擊。但這種反擊恰恰是中共希望看到的場面,也是中共藉以進一步抹黑香港抗爭者,鼓動大陸民族主義情緒,進而鎮壓香港的口實。

港人應對的辦法是甚麼呢?我覺得,可以參照的做法是,法輪功學員持之以恆20年,始終和平理性的向大陸朋友講述真相,滴水穿石地改變人心。這是應對中共謊言,化解中共「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最好辦法。

面對這樣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殘暴政權,它最恐懼的從來不是民間不足以為道的武力反擊,而是真相。真相能從根本上動搖這個完全建立在謊言之上的政權。◇

抗爭者在灣仔警察總部附近的牆上噴上口號,諷刺香港警察。(宋碧龍/大紀元)
抗爭者在灣仔警察總部附近的牆上噴上口號,諷刺香港警察。(宋碧龍/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