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設台灣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灣光復周年，蔣介石伉儷視察台灣。回到大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有了台灣，共產黨就無奈我何。」（《俄蒙滿陸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隨著內戰失利，蔣介石逐漸將重心遷移到台灣。
危如累卵
中共認為穩操勝卷，制定了一九五零年「解放台灣」的計劃。一九四九年十月，九千共軍在金門古寧頭登陸，被國軍全殲。蔣介石聽到捷報後激動不已：「這一仗我們全勝了」，「台灣安全了」。一九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中共「解放台灣」的計劃破產。
初到台灣，前途未卜。代總統李宗仁遠走美國，多名高官捲款逃往香港，國家財政枯竭，軍事瓦解，危如累卵。在一九五零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嘆道：「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他在日記中說：「實為二十餘年之奮鬥所得之基業完全被其顛覆殆盡。」「余如再不出而負責，則僅存之台灣最多不出三月。」（陳紅民，《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三月一日，蔣介石復任中華民國總統。
耕者有其田
蔣介石大力改善民生。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為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土地是民生最原始的資源和主要支柱。中共在大陸得手，主要依靠其暴力土改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強行分給農民，換取其子弟參軍。這種殺雞取卵的政策，摧毀了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鄉紳制度，採取「殺富濟貧」的公然掠奪政策，殘害了無數大小地主，富農，也把廣大貧苦農民置於大逆不道的道德倫理淪陷境地。
蔣介石在台灣的土地政策，遵循三民主義「平均地權」的理念，土地私有，增值充公。他說：「民生主義的另一要義是平均地權。這就是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凡以暴力或強制方法來解決者，必立即歸於失敗。」（《中國經濟學說》，一九四三）
關於「土地國有」的政策，蔣介石說：「『均富』是要使人人有田種，人人能發財，但是不許每個人在限田額數之外再壟斷土地成為大地主。」他強調說：「決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樣借『土地國有』的名義，對國家所賦予人民的土地為所欲為，以便其奸黨偽組織將全國土地完全收集起來，歸於他一個『專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國中唯一『大私有主義』的大地主。」（《土地國有的要義》，一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大陸饑荒剛結束，蔣介石為美國「家庭周刊」撰文，指台灣經驗可用於大陸：十三年來，我國在台灣「已造成經濟、教育與社會顯著的進步，尤其是土地政策，已使農民真成為耕者有其地，完成平均地權政策」，「一俟中國大陸解脫共產暴政之羈絆」，「在台灣實施成功的土地改革，將在大陸繼續實施」。（《我們對共匪的鬥爭》，一九六二）
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促動了工商業的發展。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六百九十七美元，僅次於日本，為亞洲第二。「均富」政策取得實效，台灣收入最高的二成家庭與收入最低的二成家庭的收入差距比，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縮小到一九八零年的四點二倍，達成了經濟越發達，貧富差距越小的奇蹟。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堅尼系數一直低於零點五，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一。這在世界上，包括歐、美，都是絕無僅有的。
心繫祖國
蔣介石人在台灣，心繫大陸。一九五四年武漢洪水，他非常關注，在日記中詳細記載災情。有人提出現在是反攻大陸的好時機。蔣介石反駁，現在我們應該是救災才對，這不是談反攻的時候。（美國之音《國家秘密》）一九五九年大陸大饑荒，他號召台灣每人省下一元錢支援大陸同胞；還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大陸提供十萬噸糧食，中共不顧大陸民眾生活困難，加以拒絕。（《台灣大事記》）
蔣介石考慮的軍事行動，旨在推翻中共暴政，解救民族於水火。他不願看到大陸人民受到傷害。韓戰中，杜魯門總統一度想動用原子彈，蔣介石十分不安，他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的日記中寫道：「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對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說:「你們永遠不應設想以核武器對付中國。」反對用核彈對付中共，取消轟炸天安門，是蔣介石偉大人格之體現。
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後，蘇聯提出幫助台灣武裝打擊中共，反攻大陸。蔣介石慎重考慮，最終否決。他在七月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恢復大陸領土主權問題，俄共入不能與我等先解決，如其陽為合作，陰無誠意，則不可合作。」十月十七日寫道：「我政府自當靜觀其內部變化，決不在此時反攻，以免俄共侵佔華北，以製造另一個傀儡政權。」
六、穩舵向前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蔣介石總統引退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蔣介石保留國民黨總裁一職。八月，蔣介石帶蔣經國遊普陀山紫竹林，求得一籤：「直上高山去學仙，豈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聲明四海傳。」（釋東初，《蔣總統與佛教》，一九七五）。
民國法統在台灣
蔣緯國稱蔣介石給台灣帶來五大寶貴資源：
（一）《中華民國憲法》；
（二）八十噸黃金、一百二十噸白銀；
（三）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經專家；
（四）六十萬軍人、兵工人士及工商義民；
（五）六十萬件文物國寶。
「這些資產使中華民國的法統得以在台灣繼續發皇。」（蔣緯國，《我的父親蔣中正》）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台灣宣佈戒嚴令，強力制裁共產黨的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有效地保障了訓政過渡期的安全與秩序。戒嚴中的台灣相當寬鬆，與大陸嚴酷暴政有天壤之別。目的、性質、手段都不一樣，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要消滅階級敵人，進入其「共產主義」天堂。而台灣的戒嚴是走向憲政的必經之路。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秉承國父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遺願，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全面憲政。享有充份自由的台灣人可以公開批評戒嚴為「白色恐怖」，誣衊蔣介石為「獨裁者」。但是歷史真相不可抹煞。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說：「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一九五零年，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民眾直選縣、市長及地方議員。地方自治是國父建國方略的重要原則，但在中國歷史上無先例。民選地方官，對本省人有利，於國民黨不利。黨內反對聲鵲起，認為風險太大，應當緩行。蔣介石力排眾議，堅持推行地方自治。為落實地方政府財政，特地把煙酒、林業管理及稅收下放地方。一九九六年，中華民國在台灣實現了總統直選，至此，地方自治的實踐大功告成。
「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
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統治時期，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地淡化台灣人的民族性。學校中的「國語課」教的是日語。漢語教育比重逐年下降。抗戰開始後，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漢語教育，廢除漢文報紙，要求中國人改日本姓氏。長期受殖民化教育的台灣人，許多不懂漢語，對祖國的認同漸行漸遠。台灣光復後，國府把真正的「國語」普及於台灣。
蔣介石把中華傳統文化作為教育的重點，堅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抗戰前，他在峨眉軍訓團訓話中指出，現代國家之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經濟，第三就是武力。」（〈現代國家的生命力〉，一九三五）到台灣後他撰文說：「教育的內容是包括著智育、德育、體育和群育。」「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是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內容的。六藝教育的功用就是訓練一個身心平衡、手腦並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國民。」「更要使其了解中國倫理習性，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夫義、婦順的六項正德。」「學校教育要特別注重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只有這兩個課程，才真正能夠激發學生的愛國心和民族感情。」（《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九五三）
蔣介石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蔣介石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中小學校國文、歷史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佔了一半。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課程，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熏陶。蔣介石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冀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
信仰自由
蔣介石在台灣保障信仰自由。台灣最大的宗教是佛教與道教，其他門類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無事。蔣介石從未利用權力推廣基督教。他認為宗教對個人及社會都有積極意義：「要使一個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唯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的內在安定力。」（《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九五三）
七、復興中華文化
抗衡中共破壞
一九六六年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紅衛兵在大陸「破四舊、立四新」，毀滅文化，顛覆傳統，摧殘百姓，達到空前絕後、登峰造極的地步。蔣介石痛心疾首，在台灣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宴請教師們時說，共產黨「瘋狂的驅使中學、小學學生，充當『紅衛兵』，來斷送我們的歷史，破壞我們的文化，毀滅我們的倫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為一個中國人的可恥可痛的禽獸社會」。（〈款宴資深教師教授致詞〉，一九六六）
「我們中華民族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由於我們以仁為本的民族文化，能綿延不絕，且能隨時代而不斷進步，歷久彌堅，日新又新。因為我們民族文化，根本就是一種智能、德性、和群體的結晶——所以人性的尊嚴，個人的才智，乃得充份發揮，他不僅是歷史傳統的繼承，而乃是時代生活行為的具體表現。復興文化，就是要提高我們國民品德修養，人格尊嚴，信仰自由，修明心、物、群、己的關係，增進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的基本條件。」 （〈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紀念大會致詞〉）
「今日以我們復興文化，對毛匪毀滅文化的作為針鋒相對，就正證明了我們對毛共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亦即精神與物質的鬥爭，自由與專制的鬥爭；根本就是文明對野蠻，道德對罪惡、光明對黑暗、人性對獸性的鬥爭——亦就是保衛倫理、民主、科學的文化，來對毀滅民族、民權、民生的災禍的鬥爭！」（同上）
為抗衡中共對傳統的破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千五百人聯名發起，要求以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次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蔣介石親自任會長。蔣介石指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僅為三民主義革命文化之建設運動，……更為抑制世界赤禍，挽救世界文化危機之途徑。」
與新生活運動一脈相承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宗旨為：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
這三項宗旨與民族、民權、民生對應，目的是推進三民主義、捍衛民族文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提出「復興中華文化，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發揚倫理、科學、民主精神，明禮義、知廉恥；貫徹三民主義憲政」，「一起搶救國家、同胞、文化」。
在台灣還啟動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教化民風，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一九七零年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整理典籍
文化復興運動草創之初，蔣介石事必躬親，在他的督導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出版中國古代一百位思想家論述；編撰一百位忠孝人物故事。向年輕一代普及傳統精華，前後出版了大量中國古籍書目，如《周易今注今譯》、《老子今注今譯》、《詩經今注今譯》等，還有《白話史記》、《白話資治通鑒》等。
還翻譯了李約瑟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抗戰期間，李約瑟在中國考察後提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凸顯了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中的主導地位。
蔣介石發起的舉凡整理、編印古籍，譯介西方名著，訂定「國民生活須知」、「國民禮儀範例」等工作，均影響深遠。在國內政情趨於穩定下，蔣介石為提高國民教育水準，改進人的質素，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給世界希望
西方世界也面臨精神頹廢與文化變異的趨勢，蔣介石認為中國的傳統智慧能給世界提供希望。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當此現代世界文化已顯示出若干病像之時，我們更有責任把屬於自己文化中精華的一面發揮出來，知本求本，而加以調整補救。這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世界性意義。」（〈對五十七年行憲大會紀念致詞〉）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國父孫中山一百零五歲誕辰紀念演講時說：「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中國。」「我們中華文化，原為東方文化的源頭活水」，「亦為世界創造了精神文明的價值標準」，「而亦使人類進入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三民主義的世紀！」蔣介石堅信，「中華文化是無人可以毀滅的，我們文化復興運動，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從打擊中恢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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