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的詭計（下） 紅朝崛起的不歸路

作為中共智囊，王滬寧最早獲得了改革派人物趙紫陽的欣賞，繼而受「貪腐治國」的江澤民所重用，再又獲得胡錦濤收編。時至今日，王又可「春風滿面」，在多個會議上，以中共常委身份貼著習近平而坐，其逢迎、「變色」技術，在中共歷史上當無第二人。

王滬寧擅長轉換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想法。他能把那些想法，用中共內部的那一套語言表達出來，最終變成政策。有媒體曾一針見血，指王滬寧的角色準確地說應該是領導人的「政治化妝師」，而且是「專責推銷偽劣政治假貨的政治化妝師」。

王滬寧還能準確揣測當下中共總書記的心態，然後有效地提出令總書記們均能接受的政策建議，以換取最大的既得利益。其搞出的政策、理念前後矛盾，甚至後人對其會有多麼負面的評價，王似不介意。

王滬寧靠江上位在趙紫陽掌權時大談「憲政民主」

1986年的王滬寧，其政治主張與現在的「習思想」幾乎南轅北轍，有很多呼籲改革的觀點在內。而當時中共總書記是趙紫陽，是屬於中共改革派的人物。

王滬寧於1986年撰寫的《「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文章中，不僅否定毛澤東，還公然稱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文革」整死2,000萬人，並直白地稱「有朋友說，如果我們有蔣經國那樣的領袖人物來推動民主憲政就好了……」

王滬寧還在文章中稱「集權制害了共產黨，害慘了共產黨！」

當時王滬寧的不少觀點，已引起鄧小平和趙紫陽注意，並在趙的講話和文件中出現。王滬寧也成了當時《半月談》等時事雜誌的封面人物，引起了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主管文宣的曾慶紅的注意。

也因為當時王的文章批毛，至今王仍被「烏有之鄉」毛左們定為「反毛份子」。

到了「六四」時期，尤其是1989年中共《四二六社論》推出後，王滬寧走向學生運動的反面。

1989年4月，上海受到北京學生抗議的影響，復旦校園也出現絕食、演講、遊行。參加抗議的年輕教職工尋找資深教授們簽請願信。他們找王滬寧簽名，但是他不肯。相反，王滬寧在一份反對抗議的文件上簽名。

1989年，因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集上海學者開會。大多數與會者發聲反對打壓導報，但是王滬寧公開支持打壓。他的表現得到江澤民和曾慶紅的賞識。

江澤民在1989年成為中共總書記後，王滬寧第一篇文章就提到「強化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必要」。之後，王的文章又指，「發展民主政治不能超越我國現階段的條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政治，必須要有統一和穩定的政治領導。」

王的這些說法，甚符合剛掌控中共權力的江澤民胃口，有的還被江用來作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藉口。

1995年，在吳邦國和曾慶紅的力薦下，王滬寧被調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當時最紅的智囊滕文生的手下工作。江澤民把王滬寧接到北京後，傳出江對王說的一句話，「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

從中可見江澤民及其派系成員對王的看重。

王滬寧投江澤民所好炮製出「三個代表」

江澤民掌權初期，中國大陸內外大環境都對中共很不利。1989年以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解體，使得中共在理論宣傳上失去了依據；1989年對「六四」和1999年對法輪功的鎮壓，使得中國社會人心渙散；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中共開始集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大規模腐敗潮已初步顯現。

王滬寧也看到，中共當時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上，以維持統治合法性。再加上王滬寧對江本人喜好的揣摩，在2000年後幫江炮製了「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中，中共所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意味著資本家可以入黨，中共黨員可以成為大富翁，正好符合江澤民「悶聲大發財」的想法；既然中共「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從此後，中國還需要甚麼政治體制改革、選舉、政黨輪替呢？這等於是幫江澤民解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隨著中共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貿組織，加上中共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使得各級官員都拚了命發展GDP，以達到貪腐和撈錢的目的，也使得中國經濟一度呈現爆炸式發展。

現在海外學者在反思當時中國經濟發展弊端的時候，用了「低人權、低環境、低道德」三個詞來形容。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對立嚴重、腐敗大潮難遏的根本原因，都與當時江的政策有直接關係。這也是坊間一直稱江為「中國腐敗總教練」的原因。

在江澤民2002年交出總書記職務時，王滬寧成為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滬寧眼中

「無力」的胡錦濤

到了胡錦濤掌權時期，王滬寧幫胡推出了「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實質也是投胡所好。

所謂「科學發展觀」，實質解決的是「三個代表」造成的「瘋狂發展」的副作用。簡單來說，就是當各級官員發展GDP時候，不能亂來，不能搞重複建設，要「科學地發展」。

其後，王滬寧又幫胡錦濤炮製了「和諧社會」的概念。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胡錦濤將它作為中共的一種社會發展戰略目標。

這個概念的出現有多重背景。

第一是針對當時中國社會日益嚴重和尖銳的矛盾。當時朱鎔基搞的國企改革，使得千萬級職工下崗，中共權貴靠變賣國有財產，一夜暴富，社會矛盾開始激化。中共需要對新興資產階級進行吸收和妥協，最終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處」、腐敗份子和民眾之間「其樂融融」的局面。

第二是江澤民掌權時期的「共同體」概念出現升級。在胡錦濤掌權時期，這個概念搖身一變，成了「和諧社會」。到了習近平掌權時期，就變成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這反映出中共的三步戰略，江澤民掌權時期是概念形成期；胡錦濤時期是中共將「共同體」概念應用在國內；習近平掌權後，王滬寧就將這個「共同體」概念擴張到了中共在國際上的政策，想與世界各國一起「同生死、共存亡」，以達到中共永久執政的目的。

再一個背景是，胡本人性格相對溫和，王滬寧看到了當時胡錦濤在中南海的弱勢地位，而江派強勢。王滬寧搞出的這套東西也算是順應胡錦濤「不折騰」的思路。

「和諧社會」說法推出後，網民就認為，「和諧」是一帖典型的狗皮膏藥。從那個時候起，是凡網上言論被刪除、網頁被屏蔽、討論被禁止，網民都戲稱為「被和諧了」或「被河蟹了」。

這並沒阻止王滬寧在2012年成為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