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遠無法繞過，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文革」序幕由此拉開，不久無數官員與知識分子厄運降臨，但第一個遭開刀祭壇的人物，自然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集官學於一身的吳晗。吳晗不僅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還是欽定「三家村」的黑幫分子。
對於厄運突然降臨，不僅令吳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轟頂、十分意外，就連吳晗的朋友也感難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後，吳晗曾是為數不多的可出入毛澤東書房的明史專家。
1965年又是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在接受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的指示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一年。
吳晗的遭遇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開「文革」序幕之前，毛澤東已確定的的鬥爭目標中，吳晗還遠遠不夠格，但為什麼要選擇先拿下吳晗開第一刀？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戰略步驟。
先拿吳晗開刀，其實是為敲打1959年在廬山被罷官的彭德懷，而敲打彭德懷，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發奇想，提出幹部應學習明代海瑞「剛正不阿，敢言直諫」的精神。
不久，毛澤東的大祕胡喬木將此重要信息轉告吳晗，這對於步步緊跟的吳晗而言，正是又一次重要機遇，豈能輕易放過。此後，吳晗接二連三地寫出「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發表在中共頂級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上。
1960年，意猶未盡的吳晗又編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時的吳晗正值春風得意，完全未意識到自已的頭顱正鑽進一根已悄悄收緊的絞索，甚至連著名京劇藝人馬連良，因應吳晗之邀在劇中飾演海瑞，也在1966年慘遭橫禍送了老命。
1959年是新中國暴發大饑荒的第一年，吳晗的步步緊跟，其實並非從這一年開始。吳晗的夫人袁震，早就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吳此後的命運也由此決定。在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就已明確選中緊跟的目標，並以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作為進身的資本。
易杜強（美）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書中，稱吳晗：「當他（在講台旁）怒斥漢代『外戚干政』時，只有傻瓜才聽不出這尖銳的諷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蔣介石本人的。」
同在此書內，作者又指出：「吳晗專攻明史。在他看來，明朝末年，帝王統治集團腐敗無能，官吏貪髒枉法……，這一切與蔣統治下的中國極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吳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緊跟紅色政權的左翼人士，這在崇尚學術自由與精神獨立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多見，除吳晗外還有一人是聞一多。
吳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來帶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在那個時代，文化人由學而官的典範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吳晗。1948年，吳晗由民盟的身分，成為代表新政權掌控北大、清華的接受大員。
隨著北京和平解放，吳晗又榮任北京市副市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的副手。在以後的幾年內，借用岳南在《南渡北歸》一書中的點評，吳晗真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1950年代前期，吳晗作為權力在握的官方大員，在北京城區的建設規划上，與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衝突。梁、林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北京老城區傳統的文化建築（包括牌樓、城門等），建議另建新城區，與老城區形成「日月同輝」的格局。
建築學家的良苦用心與真知灼見，彭真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家可能難以理解，但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也不理解，是講不過去的。
半個世記後的今天，梁、林與吳晗的衝突，已完全毋須再作分析與評論。當年林徽因拖著病軀指著吳晗痛斥，並聲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這裡」時，當事人並沒有想到，後人對林徽因產生多麼強烈的敬仰，而對吳晗至多也就是不屑了。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吳晗步步「緊跟」的行為方式更令人深思。在民盟中央面對面批判欽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的大會上，同為民盟要員的吳晗，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重量級發言。
吳晗的批判發言鋒芒畢露，聲色俱厲句句見血，必欲致章、羅於死地而後快的冷漠與堅定，令人不寒而慄。黃裳先生曾在《讀書》上著文回憶此事，文中談到：
1957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
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羅的原信是吳晗認為欠妥，並未轉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橋療養院所得。
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9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朝骨子裡看，姚文元其實僅僅是吳晗第二。
吳晗與姚文元的區別僅僅在於：一是吳晗打擊目標所指，全限於知識界；而姚文元的打擊目標，主要集中在政府高層（無產階級的高級幹部）。
當然這個目標的確定，並不是他們二人自己，他們只是察顏觀色、奉命執行而已；二是官方對他們身後的評價也有很大差異——吳晗在「文革」結束後獲第一批平反並恢復名譽，而姚文元在此前不久，即被釘在「四人幫」的恥辱柱上。
毛澤東去世後的執政者對吳、姚的不同處置，完全與毛澤東相反，此一點同樣耐人尋味。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對吳晗而言，是喪鐘。不久，吳晗遭紅衛兵抄家，又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髮被拉光，脖子裡被灌入熱沙子，鮮血順褲管流下，之後又被正式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受盡人間地獄的折磨，其妻及一子一女也先後遭迫害致死。
而8年前被吳晗往死裡整的羅隆基，雖被打成「右派」，卻能「死不投降」；雖被撤掉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官職，卻有幸未被關押秦城監獄，也沒送北大荒勞動改造，更未遭紅衛兵的侮辱、批鬥和毒打，甚至還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還居住在北京廼茲府寬敞的公館裡，還能有老朋友看望、聚會和聊天，甚至聊天中還能大膽表示對「反右鬥爭」的不滿。
1965年12月7日深夜，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平靜地離開這個人世，此時正值吳晗的喪鐘敲響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吳晗與羅隆基大相逕庭的結局，吳晗自己做夢也想不到。
吳晗在屈死前，對自己以往為政治而學術的偽學者習氣，對自己因「緊跟」而落井下石的種種卑劣行為是否後悔，我們無法判斷。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即如果吳晗沒有為「緊跟」而對羅隆基落井下石、沒有為「緊跟」而大寫有關海瑞的文章與海瑞戲，也不會淪為「文革」一開始即遭開刀祭壇的人物。
在中國，一個讀書人絕無可能左右社會制度，個人的行為方式卻可由自己選擇。吳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劣跡，吳晗在1957年對「章羅聯盟」的殘忍殺伐，在一定程度也是對自己的傷害。中國人從前常說的「因果報應」，似乎在吳晗的身上獲得驗證。
「文革」結束後，吳晗似乎又一次獲得回報——除最早獲平反及恢復名譽，官方在清華大學近春園的荷塘旁還修建了「晗亭」，這對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種安撫或補償，當然在更大程度上是做給活人看的。
知識界好像也不甘落後，我所見的文字中，就有人稱吳晗的「品質永垂青史」、「人民永遠懷念他」，甚至有中年的歷史學博士生在文中稱之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很顯然，如此捕風捉影的廉價讚揚，其實是刻意迴避歷史的結果。
其中真正的原因在於，吳晗的棍子與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顯區別——吳晗的棍子專打在知識分子的身上。在我看來，清華園內的那個「晗亭」，最終將成為對落井下石一類知識分子的嘲諷。
幾年前我閱讀美藉華裔學者張純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的「結語」中有一段文字是：
「本書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們遭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進一步的羞辱，並為南京數十萬受害者的無名墳墓奉獻我寫的墓誌銘。最終，本書卻成為我個人對人類本性陰暗面的探索。」
這裡所謂「人類本性陰暗面」究竟指的是什麼？以至令張純如欲說又止。張純如自殺前對身邊親友的一句話對此作了解答，她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
作為華裔人士的張純如，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自己心頭也滴著血，但作為學者她又不能不說出真話。我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上世記50年代的吳晗，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吳晗，是急於自相殘害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的幫助，但卻是奴性十足的吳晗。
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悲哀；而對吳晗的讚譽，則顯示出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愚昧與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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