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遠無法繞過,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文革」序幕由此拉開,不久無數官員與知識分子厄運降臨,但第一個遭開刀祭壇的人物,自然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集官學於一身的吳晗。吳晗不僅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還是欽定「三家村」的黑幫分子。

一生忠於中共,却死在中共監獄裏的「御用文人」吴晗。 (網絡圖片)
一生忠於中共,却死在中共監獄裏的「御用文人」吴晗。 (網絡圖片)

對於厄運突然降臨,不僅令吳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轟頂、十分意外,就連吳晗的朋友也感難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後,吳晗曾是為數不多的可出入毛澤東書房的明史專家。

1965年又是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在接受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的指示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一年。

吳晗的遭遇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開「文革」序幕之前,毛澤東已確定的的鬥爭目標中,吳晗還遠遠不夠格,但為什麼要選擇先拿下吳晗開第一刀?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戰略步驟。

先拿吳晗開刀,其實是為敲打1959年在廬山被罷官的彭德懷,而敲打彭德懷,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發奇想,提出幹部應學習明代海瑞「剛正不阿,敢言直諫」的精神。

不久,毛澤東的大祕胡喬木將此重要信息轉告吳晗,這對於步步緊跟的吳晗而言,正是又一次重要機遇,豈能輕易放過。此後,吳晗接二連三地寫出「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發表在中共頂級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上。

1960年,意猶未盡的吳晗又編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時的吳晗正值春風得意,完全未意識到自已的頭顱正鑽進一根已悄悄收緊的絞索,甚至連著名京劇藝人馬連良,因應吳晗之邀在劇中飾演海瑞,也在1966年慘遭橫禍送了老命。

1959年是新中國暴發大饑荒的第一年,吳晗的步步緊跟,其實並非從這一年開始。吳晗的夫人袁震,早就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吳此後的命運也由此決定。在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就已明確選中緊跟的目標,並以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作為進身的資本。

易杜強(美)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書中,稱吳晗:「當他(在講台旁)怒斥漢代『外戚干政』時,只有傻瓜才聽不出這尖銳的諷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蔣介石本人的。」

同在此書內,作者又指出:「吳晗專攻明史。在他看來,明朝末年,帝王統治集團腐敗無能,官吏貪髒枉法……,這一切與蔣統治下的中國極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吳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緊跟紅色政權的左翼人士,這在崇尚學術自由與精神獨立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多見,除吳晗外還有一人是聞一多。

吳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來帶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在那個時代,文化人由學而官的典範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吳晗。1948年,吳晗由民盟的身分,成為代表新政權掌控北大、清華的接受大員。

隨著北京和平解放,吳晗又榮任北京市副市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的副手。在以後的幾年內,借用岳南在《南渡北歸》一書中的點評,吳晗真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1950年代前期,吳晗作為權力在握的官方大員,在北京城區的建設規划上,與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衝突。梁、林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北京老城區傳統的文化建築(包括牌樓、城門等),建議另建新城區,與老城區形成「日月同輝」的格局。

建築學家的良苦用心與真知灼見,彭真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家可能難以理解,但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也不理解,是講不過去的。

半個世記後的今天,梁、林與吳晗的衝突,已完全毋須再作分析與評論。當年林徽因拖著病軀指著吳晗痛斥,並聲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這裡」時,當事人並沒有想到,後人對林徽因產生多麼強烈的敬仰,而對吳晗至多也就是不屑了。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吳晗步步「緊跟」的行為方式更令人深思。在民盟中央面對面批判欽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的大會上,同為民盟要員的吳晗,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重量級發言。

吳晗的批判發言鋒芒畢露,聲色俱厲句句見血,必欲致章、羅於死地而後快的冷漠與堅定,令人不寒而慄。黃裳先生曾在《讀書》上著文回憶此事,文中談到:

1957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

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羅的原信是吳晗認為欠妥,並未轉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橋療養院所得。

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9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朝骨子裡看,姚文元其實僅僅是吳晗第二。

吳晗與姚文元的區別僅僅在於:一是吳晗打擊目標所指,全限於知識界;而姚文元的打擊目標,主要集中在政府高層(無產階級的高級幹部)。

當然這個目標的確定,並不是他們二人自己,他們只是察顏觀色、奉命執行而已;二是官方對他們身後的評價也有很大差異——吳晗在「文革」結束後獲第一批平反並恢復名譽,而姚文元在此前不久,即被釘在「四人幫」的恥辱柱上。

毛澤東去世後的執政者對吳、姚的不同處置,完全與毛澤東相反,此一點同樣耐人尋味。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對吳晗而言,是喪鐘。不久,吳晗遭紅衛兵抄家,又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髮被拉光,脖子裡被灌入熱沙子,鮮血順褲管流下,之後又被正式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受盡人間地獄的折磨,其妻及一子一女也先後遭迫害致死。

而8年前被吳晗往死裡整的羅隆基,雖被打成「右派」,卻能「死不投降」;雖被撤掉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官職,卻有幸未被關押秦城監獄,也沒送北大荒勞動改造,更未遭紅衛兵的侮辱、批鬥和毒打,甚至還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還居住在北京廼茲府寬敞的公館裡,還能有老朋友看望、聚會和聊天,甚至聊天中還能大膽表示對「反右鬥爭」的不滿。

1965年12月7日深夜,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平靜地離開這個人世,此時正值吳晗的喪鐘敲響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吳晗與羅隆基大相逕庭的結局,吳晗自己做夢也想不到。

吳晗在屈死前,對自己以往為政治而學術的偽學者習氣,對自己因「緊跟」而落井下石的種種卑劣行為是否後悔,我們無法判斷。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即如果吳晗沒有為「緊跟」而對羅隆基落井下石、沒有為「緊跟」而大寫有關海瑞的文章與海瑞戲,也不會淪為「文革」一開始即遭開刀祭壇的人物。

在中國,一個讀書人絕無可能左右社會制度,個人的行為方式卻可由自己選擇。吳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劣跡,吳晗在1957年對「章羅聯盟」的殘忍殺伐,在一定程度也是對自己的傷害。中國人從前常說的「因果報應」,似乎在吳晗的身上獲得驗證。

「文革」結束後,吳晗似乎又一次獲得回報——除最早獲平反及恢復名譽,官方在清華大學近春園的荷塘旁還修建了「晗亭」,這對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種安撫或補償,當然在更大程度上是做給活人看的。

知識界好像也不甘落後,我所見的文字中,就有人稱吳晗的「品質永垂青史」、「人民永遠懷念他」,甚至有中年的歷史學博士生在文中稱之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很顯然,如此捕風捉影的廉價讚揚,其實是刻意迴避歷史的結果。

其中真正的原因在於,吳晗的棍子與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顯區別——吳晗的棍子專打在知識分子的身上。在我看來,清華園內的那個「晗亭」,最終將成為對落井下石一類知識分子的嘲諷。

幾年前我閱讀美藉華裔學者張純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的「結語」中有一段文字是:

「本書的初衷是向那些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免他們遭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進一步的羞辱,並為南京數十萬受害者的無名墳墓奉獻我寫的墓誌銘。最終,本書卻成為我個人對人類本性陰暗面的探索。」

這裡所謂「人類本性陰暗面」究竟指的是什麼?以至令張純如欲說又止。張純如自殺前對身邊親友的一句話對此作了解答,她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

作為華裔人士的張純如,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自己心頭也滴著血,但作為學者她又不能不說出真話。我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上世記50年代的吳晗,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吳晗,是急於自相殘害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的幫助,但卻是奴性十足的吳晗。

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而且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悲哀;而對吳晗的讚譽,則顯示出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愚昧與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