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深知，要讓中國人民服服帖帖做奴隸，不僅要在政治上、經濟上牢牢控制住他們，而且還要在精神上也牢牢控制住他們。怎麼在精神上控制住他們？就必須對他們洗腦，讓他們接受黨文化的世界觀價值觀。
這就夠了嗎？還不夠。常言道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此還必須造出一大批能夠體現和弘揚黨文化的鮮活的模範人物供他們去學習，去效仿，以他們的人格力量把黨文化潛移默化的植入國人的心中。
所以，從1949年建政至今，中共始終把炮製和宣傳黨文化的英雄人物當作一件大事在幹。
作為這方面的一大系統工程，2009年中共精心推出了所謂「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他們中有「清貧奮鬥一生」的方志敏，「為國捐軀」的狼牙山五壯士，「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勇堵敵人槍眼」的黃繼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雲，「勇救公社羊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傑。
毫不誇張的說，這些人的名字和「事蹟」在中國不僅近乎家喻戶曉，而且成了幾代人的精神坐標，深深的影響了我們的人生。
然而，越來越多被揭露出來的事實表明，中共炮製和宣傳的這些英雄人物，都是根據特定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假英雄、假典型。
那麼中共又是怎樣炮製假英雄的呢？
無中生有憑空編造
在中共炮製的眾多英雄人物中，雷鋒不僅知名度最高，而且影響也最大，其形象可謂完美無瑕、光彩照人。
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圖片的宣傳作用。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就是雷鋒。
不過，據大陸媒體披露，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這些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
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份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蹟「補拍」的，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
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大陸媒體還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
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在汽車駕駛室裏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就是張峻。當時，張峻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
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裏，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採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覆想怎麼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衝鋒鎗，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
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衝鋒鎗，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衝鋒鎗。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
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麼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主觀臆斷「合理想像」
1956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董存瑞》獲得國家大獎，「手托炸藥包炸碉堡」，並且高喊著口號「為了新中國，前進」與國軍同歸於盡的董存瑞從此家喻戶曉，遠播海內外，被先後寫入小學課本、軍史、黨史，成了中共樹立的第一個「開國英雄」。
自那時起，無論是在官方的宣傳裏，還是在民眾的印象中，電影中的董存瑞與真實的董存瑞一直都被視為是同一個人。
但是幾十年後，真實的董存瑞是否曾「手托炸藥包炸碉堡」卻遭到了人們的質疑，更令人意外的是，引發質疑的不是別人，恰恰是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董存瑞「手托炸藥包炸碉堡」的銀幕形象正是他一手塑造的。
1954年，郭維接受電影《董存瑞》的導演任務時，對董存瑞還一無所知，只有領導提供給他的非常簡單的資料，為了拍好這部電影，他多次深入部隊對董存瑞的事蹟作了全面調查，有許多真情一直不敢外露。
直到1996年，他在接受《大眾電影》記者採訪才第一次披露：「他（董存瑞）舉炸藥包犧牲是許多專家經半年考察論定的。」
十年後，《大眾電影》在2006年7月出版的第八期又發表了題為《〈董存瑞〉：「真實」創造的經典》的訪問記，84歲的郭維在文章中再次強調：「在真實中……誰也沒有親眼看見他（董存瑞）托起炸藥包的情景，這完全是事後根據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出來的。當時董存瑞沒有帶架子，橋肚上也不能放炸藥。戰鬥結束後，從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婦為他做的襪底來，於是軍事專家就認為董存瑞極有可能是舉著炸藥包炸橋的。」
幾天後，8月19日，在央視電視專題片《電影傳奇——董存瑞》中，接受訪問的郭維第三次挺身證明「董存瑞的英勇獻身」是事後推測出來的：「我了解的是甚麼呢？郅振標是真正跟著董存瑞衝上去了。但董存瑞衝到碉堡前頭後，找不著他了。以後怎麼知道、確定他是托著炸藥包炸的呢？最後有人建議挖這個橋底下。結果最後挖到一定深度的時候，挖出一個襪底來，就是董存瑞媳婦給董存瑞縫的。班裏的同志都知道，這是董存瑞的襪底。這麼確定這是董存瑞……」
很明顯，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在此事上沒有作偽證的利益動機。從政治上說，郭維本是一個老共產黨人，1938年加入陝北公學流動劇團，參加演出了《白毛女》等名劇；1949後曾任河北省文工團團長，1950年調入北京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其導演（兼編劇）的驚險片《智取華山》，獲1956年捷克國際電影節爭取自由和平獎；1954年調任長影導演，執導《董存瑞》，又獲1956年文化部優秀影片一等獎。
郭維毫無必要向自己參與塑造過的英雄董存瑞身上潑髒水，只是想將自己知道的「拔高」告知世人，還原真實的董存瑞。
與「董存瑞炸碉堡」可以媲美的是，「黃繼光堵槍眼」的故事也如雷貫耳般的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為了塑造黃繼光的英雄形象，1953年中共新華通訊社分發表的通訊《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刻意描寫了黃繼光持爆破筒沖向敵碉堡時，在爆破前那一剎那仍懷念著祖國，懷念著母親。
這篇通訊發表後，有讀者來信問：黃繼光在敵堡爆炸時已英勇犧牲，記者怎能知道他當時的心理活動？作者回答：是他的想像，他認為黃繼光當時肯定有這種思想，這種想像是合理的。這種觀點被稱為「合理想像論」。
對於新聞通訊寫作能不能「合理想像」的問題，當時的新聞界開展了一場討論。儘管大多數人不同意「合理想像論」，認為文學不能代替新聞，不能虛構是有關新聞生命的原則問題，任何虛構都必須堅決反對。
但仍有主張新聞報道可以允許對某些細節作適當的想像或「文藝加工」，就像《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對黃繼光的描寫那樣。
可以說這篇通訊開了一個很壞的頭，這之後中共宣傳機器塑造的所謂英雄人物，其「英雄事蹟」許多都是這麼合理想像出來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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