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改委聲稱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中共共青團動員千萬知青「上山下鄉」,兩大政策看似矛盾,卻幾乎同期推出;外界紛紛解讀背後的中共危機與高層分裂因素。 共青團動員千萬知青 「上山下鄉」

陸媒4月9日報道,共青團中央近日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聲稱要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廣大青年中「入腦入心見行動」。

該意見列舉了6個重點項目,到2022年,鄉村人文環境提升工程動員不少於10萬名青年參與;農村青年創業致富聯繫服務20萬名帶頭人;組織和引領大中專學生深入農村,動員超過1,000萬人次大中專學生參與等等。

消息傳出,立刻喚起中國幾代人「上山下鄉」的痛苦回憶。網民擔憂,是否又像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那樣的一場騙局?許多網友質疑,現在農村沒錢賺,鄉下青年都進城打工,再讓青年下鄉創甚麼業?也有家長擔心,所謂的「志願下鄉」可能變成強制,比如不下鄉不給畢業證、不能考公務員等等。

中共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55~56年,知識青年到北大荒、新疆農場、偏遠農村。至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至70年代末結束時,已有近1,800萬城鎮知青被下放到農村。

毛澤東借「上山下鄉」運動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業壓力,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

中共重提青年下鄉 早有脈絡可尋

在已知資訊裏,2018年7月,北京大學中共黨委常務副書記、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于鴻君,就以「建議國家啟動『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為題發表文章說,啟動「新時期上山下鄉」,能體現「突出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

于鴻君直指,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2018年全國共有860萬大學畢業生,以及2000多萬失業農民工同時等待就業。但同年全中國新增的城鎮就業崗位,只有900萬個。

他在文章建議,選招200萬名大學生到農村擔任教師、醫護人員、農業技術員、公共服務人員和「村官」;也可從事農業產業化企業工作。每人並同時聯繫一戶村民幫助脫貧致富,期限2年,期滿可返回城市「重新參加畢業分配」。

這篇文章當時曾引發議論,也被視為中共「走回頭路」的舉動之一。

2019年1月,中共總理李克強主持國務院會議時,也要求支持農民工、高校畢業生和退役士兵等各類人員「返鄉下鄉創業」,推動更多資源向農村匯聚,促進「鄉村振興」。

2019年2月,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之子、現任浙江省麗水市委書記胡海峰,在浙江省委機關刊物《今日浙江》發表文章,呼籲引導工商資本、鄉賢、新青年「上山下鄉」,促進鄉村二次開發,實現鄉村「蝶變振興」。

中央社報道稱,共青團計劃動員1000萬人次青年下鄉「振興農村」的消息曝光後,再對照于鴻君、胡海峰的文章,外界不禁聯想,這個令中國中老年人心頭為之一震的主張,是否已有長久的脈絡可尋。此脈絡出現在2018年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雜誌文章裏,內容美化、吹捧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下放陝西梁家河7年的知青歲月。

中共力不從心 欺騙性比當年要強得多

旅居美國的時政評論人士吳建民向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近幾年中國經濟明顯放緩,而中美貿易戰加劇了外資撤出的步伐,應屆畢業生等年輕人的失業潮和待業潮也在逐漸形成。他直言,中共此舉是為了防微杜漸,讓這些社會閑散人員有事可做。

「共青團中央在這個時候宣佈所謂的『上山下鄉』是基於中國經濟的整體形勢(做出的決定),因為大量城市青年的積澱,如果他們沒有就業渠道、每天上網的話,會引發對政府的不滿,因此當局擔心在城裏面會出現各種對政府的抗議行動。」 

吳建民指出,從執政者的出發點來說,這樣的行動是文革思維的一種復辟,這會造成城裏人和鄉下人被互相洗腦。但他表示,新時代「上山下鄉」與幾十年前還是有形式上的區別的。

「當年的『上山下鄉』完全是強制的。毛澤東手一揮,就規定每個家庭的適齡青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現在政府會給他們畫大餅,如今政策的欺騙性比當年要強得多。」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認為,此一時非彼一時。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的自由決定權也擺脫了文革時的禁錮。在當今社會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動員,多半會讓當局力不從心。

「現在做這種動員當然比過去難得多。如果政府無法給這些年輕人提供一定的好處的話,政府很難達到文革期間的強制性效果。因此,這項行動恐怕會演變成一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社會鬥爭。」

發改委發文 開放城市戶籍

4月8日,中共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稱,在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100萬至300萬的二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一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中共於1958年制定了「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並從此使農民淪為了「二等公民」。《財經國家周刊》2014年9月引述報道稱,長期以來,佔人口總數達80%的農村居民,只享有社會保障支出的10%左右。

經濟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2018年發文說,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發展,更造成6千萬留守兒童,和4千萬留守婦女的嚴重結構性扭曲。

時政評論人士橫河接受希望之聲電台採訪時表示,中共當前放寬落戶限制,仍然是屬於計劃經濟的一部份,是從中共統治利益出發設計的一個方案。它未必能緩解中國農村人口長期面臨的困境,反而更有可能加速農村的衰敗。

開放戶籍 難解制度性危機

大紀元報道分析,中共放開落戶很容易,但戶口本背後潛藏的危機卻難解。

首先,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危機就是人口危機。中國出生率已急劇下降,正面臨人口老年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危機。

發改委4月8日的通知,顯示中共似乎選擇了「抓大放小」的戰略,由過去推進城市均衡化發展,轉向為重點推動城市群、都市圈發展的戰略;都市圈之外的數量眾多的中小城市並未得到政策傾斜,實際落入被放棄的境地。

如此一來,數目龐大的三、四、五線城市和鄉鎮未來可能面臨人口加速流出的局面,房市和經濟形勢可能變得更加嚴峻,進一步下滑。

戶籍改革最大的障礙還是公共服務不足,各地政府無力提供與城市人口相匹配的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而這一障礙對於中共而言,是徹底的無解難題。

發改委的人口新政,只是著眼於中共刺激房市和消費的眼前目標,卻未顧及中共體制衍生出的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危機。落戶放得再開,人口流入得再多,中共體制的危機依舊難解。

海外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在自媒體影片節目中表示,「上山下鄉」運動在兩年前就在主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利用一些中共禦用文人以不同名目鼓吹。再後來,今年兩會之前,2月份,中共浙江麗水書記、胡錦濤之子胡海峰,在官方媒體發文中就明確提到「上山下鄉」的概念,說要二次開發農村,要振興農村。 

陳破空認為,這絕對不是胡海峰個人一時興起,這顯然是得到了中共高層的授意,比如王滬寧的授意。這實際上也是一種上意傳達的方式。

陳破空又指,這是王滬寧在蔑視李克強,為甚麼這麼說呢?他認為王滬寧掌管的體系發出的帶有文革意識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李克強掌管的國務院的改革動作有所對立。同期發佈的中共國家發改委發的文件強調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放寬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當中顯現務實的經濟考慮和就業等社會問題。雙方公開發相反的文件,王滬寧要讓城市人到農村去,李克強讓農村人到城市去。陳破空認為這兩個是相反的方向,是王滬寧和李克強兩條路線的衝突,兩個系統的激烈內鬥。 

政策矛盾背後 中共的危機與陰謀

本報報道分析,中共為何突然在戶籍改革上如此急迫?答案顯然不會是中共宣稱的為了民眾利益,中共用戶口將中國人禁錮了60年,之前都沒急著鬆綁;如今的急迫自然與民生福祉無關。

中共的急迫,應該是被迫,是中共迫於無奈,需要不惜一切手段來刺激經濟。

2019年中國經濟形勢極度嚴峻,中共內外交迫下亟需手段來刺激經濟,推延債務危機。這其中,發展經濟的關鍵在於擴大內需,推延債務危機的重點則是穩住房市。

放開落戶和城鎮化,就是中共選擇的政策突破點。中共寄希望於開放落戶後,人口流動能刺激房市和消費。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重創中國經濟,大陸就業形勢也遭遇寒冬。

2019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下屬的研究所公佈的調查資料顯示,出口企業分佈集中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大城市的新增工作崗位的供應同比減少了36%。而中國西部內陸地區的就業情況更加糟糕,新增工作崗位的供應同比驟減了77%。

2018年底,有日媒稱,貿易戰已經讓超過500萬間中國企業倒閉,造成1千萬名失業人口。而人力市場也出現緊縮,徵才啟事少了200萬件,失業人數急遽攀升,顯示中國就業形勢遭遇寒冬。 

對於中共同步推出的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與動員千萬知青「上山下鄉」這兩大矛盾政策,有網友一語道破中共動機:「有錢高收入的年輕人去大城市城市化,為黨接盤;沒錢低收入的年輕人上山下鄉,不給城市添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