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海外好幾家媒體報道，中國共青團中央為了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近日出台新政策，計劃在2022年前動員1000多萬青年下鄉。海外輿論譁然，將這場運動與中國毛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相比，稱之為千萬青年成為「開荒牛」的「新上山下鄉」。經查證，這次「風起」的「青萍之末」是這條《團中央：3年內組織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下鄉》 ，文內附有紅頭文件的圖片。從文件內容來看，與毛的上山下鄉並不相同，「1000萬人次青年志願者」的「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是為時一個月左右的限時活動，與「1000多萬青年下鄉」紮根農村也有很大區別。
毛時代的上山下鄉成國民噩夢記憶
新上山下鄉之所以會成傳媒一時轟傳的信息，與國內的政治環境分不開。近年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政策呈現向毛時代回歸的傾向，各種形似政策不斷出台，恢復計劃經濟、第二輪公私合營，加上本輪的新上山下鄉，這些大事件幾乎都是中國人對當年噩夢般的集體記憶的一種社會反射。
20世紀當中，人類經歷的社會變革相當多，但對人類生活產生久遠影響、堪稱最偉大的變革可以說只有兩項：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制度當中帶有普適性的形式；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萎縮乃至消亡，這一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與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經歷迅速推進的城市化過程，並以城市化率以及第三產業就業率的高低為衡量一國現代化程度的指標。但只有經歷過紅色革命的中國，在毛時代卻發動了綿延25年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讓幾代青年掙扎在貧窮落後的泥淖之中。
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對「上山下鄉運動」有著痛苦回憶。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與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明確指出：高中和初中畢業生升學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絕大多數是將來上山下鄉從事生產勞動。這是目前考證出來的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最早文獻。
這場持續了25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在改革開放初期被中共作為「撥亂反正」的重點領域。鄧小平在1978年曾用幾句話對此做了評斷：「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據說李先念還加了一個「國家不滿意」。
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起因、發展、失誤、教訓等若干重大問題給出了基本看法。其中列為首位的原因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1950年代根據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提出來的，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
上山下鄉運動緣於解決就業，這點中共政府並未說謊，有兩個指標足以說明問題：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 ，全部就業人員中，從事第一產業（農林牧副漁）的2.93億人，佔70.5%；從事第二產業的0.69億人，佔17.3%；從事第三產業的0.49億人，佔12.2%。毛時代消滅私人經濟，1978年僅有個體就業人員15萬人，佔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不到0.04%。
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7.9%，意味著城市裏幾乎沒有多少就業機會提供給新增的年輕人，儘管農村也人滿為患，但對於毛澤東來說，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發動上山下鄉運動，將城市人口用各種方式遣送至鄉下，讓他們在農村的勞動大軍中稀釋，也比在城市裏遊蕩，造成的社會問題少得多。
鄧小平總結的「三個不滿意」，背後隱藏著2000萬知青及其家庭的痛苦悲傷，後來被提到最多的是女知青被農村基層幹部及兵團幹部蹂躪的悲慘故事。
失業壓力引起的生存恐慌感
這次共青團中央文件傳播成新「上山下鄉」——「三年內1000萬青年下鄉」，並非沒有緣由。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的失業壓力仍然非常沉重。
中國的城市化率與第一產業從業人口已經完全不同於毛時代。就在2018年6月，中國官方媒體還以《中國城市40年巨變：城鎮人口增長近4倍，城鎮化率提升兩倍多》為題，報道了城市化率提高這一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31億人，城鎮化率（城鎮人口比重）為59.58%，2017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億人，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僅佔27%，與1978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佔70.2%相比，城市化速度不可謂不快。
可以說，在全球化擴張的30年中，美國、歐洲發達國家存在利益受損的中產人群，只有中國、印度是淨受益國，由於比較成本優勢，發達國家資本不斷流向中國，中國的新興產業急劇擴張。如此有利情勢，為何中國還會存在就業難這一難題？原因如下：
中國人口基數大，就業壓力一直沉重。2019年，中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全年需要在城鎮就業的新增勞動力仍然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高校畢業生數量達到834萬，再創新高——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裏，1999年之後教育產業化開始後幾年，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就開始出現，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成為社會問題。
各高等院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2014年，大學生畢業生高達727萬人，當時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2016年，高校畢業生增至765萬人。再加上「海歸」與尚未找到工作的歷屆畢業生，據說有近1000萬知識型勞力未能就業。
結構性失業。中國就業難題的近因，我在《2018年 中國的失業陰霾將更厚重》已經分析過，持續數年的經濟下行壓力，不少製造業企業破產；貿易戰壓力下外資撤離；AI政策導致結構性失業加重。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策，就將「穩就業」列為第一條。
農村勞動力一直處於過剩狀態。據官方數據，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7億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2億人。由於企業破產潮，不少農民工失去工作機會，據《財經》雜誌2018年5月4日報道，有「50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國人皆知，返鄉創業只是個好聽的說法，大多數農村地區其實無業可創。
青年下鄉：對南韓新村運動的效顰之作
從團中央那份語焉不詳的文件來看，確實是為了迎合「鄉村振興戰略」而發。從各種官方文章來看，「南韓新村運動」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藍本。鄭新立於2006年1月在《人民論壇》上發表的《南韓「新村運動」啟示錄》，算是中國官方最早的研究介紹。
此後，配合中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以後陸續有介紹南韓新村運動的文章問世。由於中國農村黑社會化、鄉村文化痞子化現象日益嚴重，不少文章針對性地提到南韓在開展「新村運動」之前，農村男性賭博、酗酒等惡劣的鄉村風氣在新村運動之後大有改善。
從共青團中央發的文件內容來看，似乎是想通過城市青年下鄉，帶去一些新思想、新風氣，包括科技下鄉之類，以改變中國農村的頹廢落後衰敗，同時也為暫時處於無業狀態中的青年找點有益的事情做，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還是有用之材——這種情形在日本也出現過。
日本有部電視連續劇《遲開的向日葵》，講述的就是東京失業青年參加一個政府項目，到相對不發達的鄉村去幫助建設，並從中尋找到人生意義、重拾生活熱情的故事。
南韓新村運動從1970 年代初期開始，從精神啟蒙、環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個方面同時推進，其間確實有青年大學生下鄉促進「綠色新政」這類活動，國際社會亦有參與。但「新村運動」最為核心的工作是培養村莊領導人，從而推進鄉村發展。與其它援助項目的不同之處在於，新村運動不是單純的「富有國家援助貧困國家」，而是幫助它們實現自我發展。
中國農村情況與南韓完全不一樣，我在《中國：潰而不崩》的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有專門論述，鄉村社會的黑惡化與墮落，農村人的絕望與無出路，將反噬整個中國社會。加上中國青年與南韓青年的人生態度有較大差別，這種情況下，指望三年內派遣1000萬人次青年下鄉，每次不超過一個月的蜻蜓點水式下鄉，不可能對農村發展有所促進。
中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還這麼缺乏就業機會，原因得追溯到2005年開始的「滅村運動」與「虛假城市化」。#（未完待續）
（大紀元首發，轉載需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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