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紀上半葉，一艘阿拉伯商船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經東南亞水域準備開往中東的阿拔斯王朝，卻在印尼勿裡洞島（Belitung Island）附近觸礁沉沒。船上數以萬計的貨物跌入海底，直到1998年被潛水撈海參的當地漁民發現，因沉船靠近巨型黑礁巖而得名「黑石號」（Batu Hitam），更因其滿載著唐代（618—907）的瓷器和金銀珍品，而被稱為「唐代沉船」或「唐代寶船」。
2005年獅城富商邱德拔的後人捐巨資購下了德國公司打撈的7萬件沉船出水文物中的67,000多件（小部份被湖南博物館和大陸收藏家購回），陳列在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的邱德拔展廳中。讓人們有緣見識沉睡海底千年的大唐瑰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盛況。
集裝運載
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商貿的通道，粗略分為沙漠駝鈴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揚帆遠航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路起於秦漢，興於隋唐，盛於宋元，明初成祖時（鄭和下西洋）達到頂峰。陶瓷易碎且重，改用裝載量大的船運比在漫漫長途中負重顛簸的駱駝和馬匹更平穩便捷，還可避開陸地的戰火，但也要冒著神祕莫測的船難風險。
廣受歡迎的絲綢也可能被運上船，極易腐爛的紡織品早已痕跡全無，但大多數瓷器卻倖免受損。最大宗的是來自湖南長沙窯的57,500件產品，其中95%是瓷碗。
用來包裝瓷器的是廣東梅縣水車窯的青瓷大甕，成千上萬個瓷碗以螺旋形堆疊的方式裝入一個個體碩壁厚的儲物大罐內。每個甕內約有130個碗，內墊稻草、稻桿，加蓋再用灰土密封，堪稱古代集裝箱——既節省空間又密實穩妥。甕罐隨沉船淹沒在海床淤泥中，又被珊瑚所覆蓋，瓷器出水後仍安然無恙。
有些造型獨特的瓷器被小心地放在靠近船頭的下方儲存，貴重的金銀器則藏到船艙的夾層裡。就這樣，重25噸的七萬件物品以集裝化運輸方式載入18米長、6.5米寬的商船。
千餘年後，這些寶藏重見天日，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保存之好，實屬罕見，舉世震驚。
阿拉伯商船
「黑石號」在爪哇海北部終止了行程，沉沒之地的海床結構為粘土而非巖石，滿載貨物的商船激起一大片海底的粘土並被其掩埋，形成黏稠的保護層，再加上裹在外面的海洋沉積物，使木船避開了海底蠕蟲的侵蝕，得以倖存。船底破個大洞，可能是觸礁所致。
考古學家將這艘沉船大部份的木製龍骨和船體記錄下來，以助釐清該船的建造方法。其將多塊木板捆綁在一起的做法，乃波斯灣地區造船的特點，而該地區當時正是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一部份，由此可推斷這艘商船製造於中東。
奇特的是，這艘沉船未用任何木榫或鐵釘建造，幾塊木板鑿洞並以椰殼纖維製成的繩子紮結起來，接縫空隙處再以椰殼纖維填塞，後用含石灰的塗料密封，使船身不透水。此為波斯灣與印度地區早期典型的造船技術。
在「黑石號」之前，考古界從未發現過類似的阿拉伯船隻。但不少唐朝人對遠來的「波斯舶」、「大食船」並不陌生，大食是唐朝對阿拉伯的一種稱謂。史載，僅唐代宗（726—779）年間，每年到達廣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4,000多艘。「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 中唐詩人劉禹錫（772—842）在《酬南海馬大人詩》中描繪了海上貿易的壯觀景象。晚唐的劉恂（曾任廣州司馬）在地理雜記《嶺表錄異》中寫道：「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須系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很可能指的正是這種船。
在中世紀的東西方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拉伯人善用季候風航海是有名的。估計黑石號在夏天時隨著西南季候風從波斯灣往東航行，他們把香料、犀角、瑪瑙、琥珀運往東土。在年底冬天，乘著盛行的東北季候風離開中國，載著絲綢、瓷器、茶葉揚帆西去。
唐朝的證明
沉船的年代判斷取決於三個關鍵證據。
1. 沉船中的兩組中國銅錢——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
開元通寶(亦稱「開元錢」)是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日（621年8月2日）鑄行的一種貨幣，是唐朝統治290年中最重要的流通貨幣。「開元」，意指開闢新紀元，「通寶」，意指通行寶貨。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南亞各國和地區，開元通寶是流通無阻的「國際貨幣」。
乾元是唐肅宗的年號，乾元元年（758年）七月發行乾元重寶。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並用至會昌末年（846年）。也就是說船中銅錢鑄於公元845年以前。
2. 經過對船上的木材、八角和樹脂等有機物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後，得出的沉船年份大致在公元670年至890年之間。
3. 瓷碗外壁的「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
最重要的是，在一個長沙窯的瓷碗外壁，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刻文。也就是唐敬宗李湛登基（年號寶曆：825—827）的第二年，即826年的8月22日燒製的。船上其它瓷器的年代似乎稍晚，大約在826—845年之間。
以種種線索推斷，這艘商船很可能是在9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期間起航的。
駱駝與商船串起的陸海貿易
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大唐文明璀璨輝煌，輻射四海，惠澤萬方。「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王維《和賈至捨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萬國來朝，盛況空前。「參天可汗道」上駝鈴聲聲，朝貢不絕，外國使節、胡商藩客、歌舞藝人、留學生、僧侶……從陸上和海上絲路紛至沓來，長安是當時最令人嚮往、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
唐代最先創設了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顯慶六年（661年），唐高宗派專門的官員到廣州充任市舶使，總管海路邦交外貿，作為國家財政經濟上的一項重要收入。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在廣州城西設置「蕃坊」，供外國商人僑居，並設「蕃坊司」和蕃長進行管理。嶺南、揚州、福州也先後設置了市舶司，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還有登州（山東煙台蓬萊縣）、明州（寧波）、泉州、交州港（比景港，今屬越南）等等。
安史之亂（755–763）後，唐朝經濟重心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的主通道。海路北通新羅、渤海國和日本。南到三佛齊（又稱室利佛逝，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爪哇）、獅子國（斯裡蘭卡）、天竺（印度），往西駛向大食國、大秦國（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
據《舊唐書》和《冊府元龜》記載，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至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間，大食向唐朝遣使達40次之多。
唐德宗貞元元年（785）四月，宦官楊良瑤（736—806）受命出使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因服飾尚黑而得名），成為中國第一位航海抵達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節，比鄭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呢！（1984年在陝西涇陽發現的《楊良瑤神道碑》記載其「充聘國使於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
唐代宰相、地理學家賈耽（730—805）在《皇華四達記》中記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廣州通海夷道」，從廣州經東南亞至印度、斯裡蘭卡直到西亞阿拉伯諸國。途經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共約14,000公裡，是8～9世紀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新唐書‧地理誌》）
「黑石號」是迄今打撈的最古老的阿拉伯帆船，這艘往返於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間的商船和船上的中國珍寶，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確實存在，大唐商貿往來頻繁而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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