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貿易戰90天大限逼近，中美互動備受矚目。近日習特通話，發出積極的信號。但中共外交部一句「防止戰略誤判」，令外界疑惑，誰又在誤判了？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紀念。3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就中美建交40年稱，中美雙方要「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防止戰略誤判」。

上周六（29日），特朗普與習近平通話後向外界發出積極信號，指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習近平雖然沒有類似說法，但也提到「成功會晤，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團隊積極推進落實」等。

31日，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辭又稱：「改革的腳步不會停滯，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此前北京剛剛舉辦了「改革開放40周年」慶典。

《金融時報》發表專欄作家文章承認，「中美建交40年」與「改革開放40年」幾乎同步並非偶然，也就是說，美國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美國首先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幫助中國進入世貿組織，讓中國經濟融入國際。這個期間，一些美國人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致力於中美關係的發展。

但是，在2018年以來美中貿易衝突日益嚴重的陰影下，文章發問，北京的老朋友哪兒去了？

美「鴿派」轉向

此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12月18日在紐約慶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北京的一些「老朋友」、「中國通」或「擁抱熊貓者」出席，他們回顧了過去40年中美關係的演變。

文章說，來自西方的這些鴿派外交官、學者、政治家、高管和企業家並不是鼓吹「美國第一」的單邊主義者，他們對於中國的看法才更值得注意。

「比起鷹派，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多為幻滅了的鴿派所推動。」《經濟學人》在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國應該少關心老敵人，更多關心前朋友》中指出。

代表美國商界的93歲高齡的美國史帶金融財團董事長格林伯格，8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的官僚機構、政府政策、充滿障礙和延誤的監管程序、結構性障礙，例如政府機構因強迫提前退休而導致的更替，以及中國官員的心態，都存在對外國人的歧視性待遇。」

「這一切都需要改變。當中國不願意回應時，中國不能指望在國外市場繼續獲得有利的貿易和投資條件。改革符合中國的利益，美國有權提升公平競爭力。」

格林伯格的《華爾街日報》評論在美國的中國觀察者圈內引起了不小的騷動，《金融時報》說，但震撼力不如11月初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論壇上的演講，其更是咄咄逼人地「打開天窗說亮話」。

保爾森嚴厲批評了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7年來在經濟領域的種種做法。他認為很多措施「非常不公平」。這個曾經支持希拉莉·克林頓入主白宮的美國共和黨人士說，他支持特朗普總統改革世貿組織的提議。

他說：「美國在中國『入世』問題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但是17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並不對外國競爭者開放。他們保留了對合資企業的要求、所有權的限制。他們利用技術標準、補貼、申請許可程序和各種規定等一些非關稅的壁壘來限制貿易和投資。簡單地說，這是不能接受的。」

大多數與會人士對保爾森的直言不諱和清晰論點表示讚賞。

文章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前鴿派」有一種共識：20年耐心地勸誘北京改變並沒有奏效。

中美貿易糾紛不是美國先挑起

根據《從鴿派到鷹派：為甚麼美國溫和的中國觀察家對北京日益持懷疑態度？》，曾經是北京的長期支持者的戴博在接受《南華早報》12月13日的專文訪問時認為，中美貿易糾紛並不是美國率先挑起的。

戴博曾任美國新聞總署駐華外交官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他參與了11月由史丹福大學附屬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力和美國利益：促進建設性的警惕》的報告研究小組。

這篇報告指出，美國學者在訪問中國時早已面臨了諸多限制，並呼籲美國智囊在這樣的情況下拒絕接待中國學者。

「美國的中國政策機制涉及各個政府部門和國會雙方成員，他們希望改變對華策略，而不是編寫這裏一條新的法規、那裏一張營業執照這樣特定行動的願望清單，他們想要談論高端原則。這意味著告訴中國不能以美國為犧牲品。」

美國知名智囊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11月29日發表213頁的重量級報告，警告中共在全面滲透和操弄美國政府、大學、傳媒、智囊、企業和僑界。

該報告的另一個「中國通」參與者是前美國駐華大使（任期1985～1989年）溫斯頓·洛德，他是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高級隨員，在1972年與毛澤東的會晤時為尼克遜和基辛格做記錄。

他說，中美近年來衝突已經大大升級，在亞太地區，中方試圖將美國趕出該地區是不可接受的，利用網絡盜竊商業機密是不可接受的。

很多國際主義者擔心北京正拉攏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使其能夠接受威權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威脅了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的其它思維模式。

「老朋友」認清中共了

文章問，這些被中共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人難道不再為北京站隊了？

何謂北京所說的「老朋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書的作者方可成份析了1949～2014年《人民日報》出現「老朋友」的高頻率，發現都是在中共政權面臨危機、急需外界幫助的時候。

如1978年，中國經毛澤東幾十年折騰，經濟幾乎崩潰，政權危機，因此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中國需要「老朋友」的幫助；其次是1990年，在「八九」事件之後，北京被孤立，需要「老朋友」來幫助它恢復國際關係；最後一次是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許多國家的領導人表示哀悼或祝賀，因此被稱為「老朋友」。

自1997年以來，官方使用這個詞的頻率一直在下降。

在2018年12月1日的習特G20峰會會晤前，北京最推崇的「老朋友」基辛格訪問北京時，先後見了王岐山和習近平。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基辛格有三點表達得很清楚：一、北京需要超越自己的舊制度，才能真正引領亞洲；二、中美關係正在從合作轉為對抗；三、中美雙方都應該知道衝突的嚴重後果。

《金融時報》文章說，許多人把特朗普的對華策略歸罪於鷹派把持，這固然有幾分道理，但是忽略了全面的考慮。

整個美國朝野，特別是這些「曾經試圖了解中國的美國友人大規模地轉向」，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認清了中共。特朗普發起貿易懲罰源於此，在美國有著廣泛的基礎。

目前只剩下60天了，美國「鴿派」紛紛轉向，如果中共此時還在想著要美國「防止戰略誤判」，恐怕是真的「誤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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