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 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北韓、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Organization）分別是史太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紐西蘭政論家翠弗．勞敦（TrevorLoudon）製作了紀錄片《陷於重圍：2017 美國內戰》。[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他從上世紀80 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富於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佈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佈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 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裏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侷限在美國一國，在其它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裏，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裏──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僱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份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甚麼條件下、在甚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份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分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分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秘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佈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它軍事技術秘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列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秘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占士邦（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樑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份。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 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份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莊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The "War On Poverty"）和「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運動。在極短時間內，莊遜就發佈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莊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莊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裏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份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肌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接下文）

*****

[1] 「An Interview with Trevor Loudon,」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cle/an-interview-with-trevor-loudon/. 工人世界黨成立於1959年，致力於「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發起社會主義革命」，近年參與了很多搗毀各地歷史雕像的極端抗議活動。參見： 「Who are the Workers World Party, the group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Durham Confederate statue toppling,」 http://abc11.com/politics/who-are-the-workers-world-party-and-why-durham/2314577/.

[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4]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5] 關於費邊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影響，參見Rose L. Martin, Fabian Freeway: High Road to Socialism in the U.S.A., 1884-1966 (Bosto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66), Part II 「The United States」 ; 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6]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7]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Garden City,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28), 470.

[8] 引自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e Congress, 1st sessio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eavenlybanner/aclu.

[9]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8-145.

[10] M. Stanton Evans and Herbert Romerstein, Stalin’s Secret Agents: The Subversion of Roosevelt’s Government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2), 「Introduction.」

[11] 同上。

[12]  Thomas Schuman, Love Letter to America (Los Angeles: 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21-46.

[13]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J.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6.

[14] 關於麥卡錫主義，參見 M. Stanton Evans,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15] Ann Coulter, 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292.

[16] 王曾才：《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324-329。

[17] Dinesh D’Souza, 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 (Chicago: Regnery Publishing 2017), Chapter 7.

[18] Jim Powell, FDR’s Follies: How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 Prolong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back cover.

[19] G. Edward Griffin, More Deadly than W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a1foc5IXI.

[20] Nicholas Eberstadt, 「The Great Society at 50」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the-great-society-at-50/. 探討美國高福利政策的後果，還可以參考同一作者的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Templeton Press, 2012).

[21] 關於這一段話的作者有不同說法，一說作者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我們引用這句話是因其意思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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