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眾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突破三億之際，3月20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先生接受大紀元及新唐人電視台採訪，談三億人「三退」的意義。以下文字根據錄音整理：
退出中共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三退」的特別意義在於，這個選擇是每個人自己做出的決定。而且在做這個決定時，每個人都會經過思考，之後做出決定，所以三億人「三退」是一個紮紮實實的結果。
我自己經歷過幾次大事件，比如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天安門廣場上有百萬人；1989年的學潮，天安門廣場上有上千萬人，不排除當時很多人是被裹挾的——看到大家都在做，也跟著做。
但是退黨不一樣，它是一個一個退出來的，是退黨義工一個一個勸、一個一個問，這樣退出來的，是每個人自己表態的事情，而這個表態，沒有人給你好處、給你利益，也沒有說不退就懲罰你。
有人說「三退大潮」，也有人說「三退運動」，但是我更認為，「三退」是一個一個的個體、他們每個人獨自做出的決定，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也沒有更多人看見，是每個人發自內心做出的選擇。「三億人三退」這個數字，也表明中國越來越到變革的關頭，在人心上具備了基礎，這麼多中國人要跟共產黨做決裂。
三億人退出中共黨、團、隊，就是表明他們不願意跟隨共產黨繼續禍害下去，不願意與共產黨合作了，心中與它切割。接受共產黨洗腦的人們，剛開始對退黨都會有迷惑，但他們最後退出來了，實際上他們也完成了一次昇華，證明他們認清了共產黨的真實面目。
退黨，尤其對於那些還在大陸的黨員，在那樣的環境下，他會有現實的考慮，這需要他有一定的思想境界，才能做出這樣的選擇——退黨對於過去的自己，也是在做一次切割、告別。畢竟很多人入黨的時候，是為了自己利益入黨，那麼他們在退黨的時候，也說明他要進入人生的一個更高境界，追求更高的目標，想告別過去的自己。
我認識的很多覺醒的人中，少數是因為原來已有的善惡觀念（而覺醒），多數都是受了共產黨的迫害後，看清了、覺醒了。我曾經說，真正最大的啟蒙者不是我們，不是我們這些先知先覺者，是共產黨不斷作惡，把一個又一個群體逼到它的對立面，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作為迫害的對象。果然，共產黨這麼一路走下來，老百姓受到了共產黨的暴政（迫害）後，反過來找我們——「你們說對了。」
中共掌權的短短幾十年，把中國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傳統文化給破壞了，把祖先的東西給禍害，把留給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發展的東西給禍害了。退黨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存續和發展，保留一些東西。
至於有人說「退黨」是「不愛國」， 在中國，很多人把「愛國」與「愛黨」混為一談。我認為真正的愛國，是讓每個中國人覺得，那裏是我們安全的地方，可以擁有尊嚴、擁有自由的家園，讓每個離開中國的人也可以說，那是我們的精神故鄉。
把共產黨去掉後，讓我們的人民自由地做出選擇，這才是愛國。愛國應該愛老百姓，愛每一個中國同胞，但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這麼多人逃離這個國家，起初是沒權沒錢的人在逃，現在是有錢有權的人也在逃。這個國家已經使社會各個層面都在往外逃，這是共產黨造成的。
中國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共產黨帶來的。即使不是它直接造成，也是由於它的存在，阻礙了人們去解決。愛國就應該把共產黨推翻，這才是真正的愛國。
我認為我是一個愛國者，我至今沒有入美國國籍，我現在拿第三張綠卡，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回到實現自由的中國。我本來就立志要為中華民族做出犧牲，如果我犧牲了，那犧牲就犧牲了，我本來就做了準備。我已經習慣了「做少數人」，我總是說，千萬不要拿13億人嚇唬我，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醒著，那我會更自豪，我不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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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1958年生於中國北京市，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王軍濤經歷1979年北京民主牆運動，曾任北京《經濟學週報》副主編，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當局逮捕，被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3年。1991年，王軍濤獲頒國際新聞自由獎，1994年王軍濤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從監獄被直接押送到機場，飛往美國。
2007年王軍濤的父親病危，王軍濤要求回國見父親，但中共當局向他提出了三個條件：一、不能與法輪功來往；二、不能與王丹合作；三、不杯葛奧運會。這些批准回國的先決條件被王軍濤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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