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夏日，讀《南渡北歸》第三部，依然讓我從心裏感到寒意。窗外吹進的是絲絲熱風，心裏湧出的卻是冰冰的寒涼，沒有一點溫熱的感覺。
《南渡北歸》第三部，講的正是民國時期的知識份子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劃江而治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這一年，毛澤東給中國知識份子的未來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限。
這一年，有些知識份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份子去了台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份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只有少數知識份子堅守國外自由民主的陣地。
回望歷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1951年7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
巫甯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此後的1957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28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甯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
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只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新中國」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把這段時間分為幾個時期，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關鍵字進行總結。
1、北洋時期：尊重，覺醒，骨氣，生活優裕；
2、抗戰前期：尊重，優撫，學術成就；
3、抗戰時期：尊重，困苦，艱苦卓絕，大師輩出；
4、台灣時期：尊重，困苦，困頓中發展；
5、新中國時期（49年－76年）：打擊，滅絕人性，思想禁錮，無人格，無骨氣
從上面各時期的關鍵字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是知識份子的黃金時代。也許，在這個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歷史的真實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吳晗與胡適： 誰的路才正確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1948年11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共產黨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在大陸，不要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
當時中共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讓來人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是他廣為流傳的麵包自由論。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著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
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結果如何，歷史作了回答。只可惜答案對於吳晗太過殘酷了。
對這一對師生，歷史是這樣記錄的：
1948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公委託，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10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麼大一個知識份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麵，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1957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台。1962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台北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一時，台灣大慟，蔣公為之親輓：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出殯之日，台灣各界30萬人為胡適自動執紼，備極哀榮。成千成萬人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聲。從南京東路經過敦化路，松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論男女老幼，都站在路邊向胡先生靈櫬致敬。
胡適只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著如此壯觀浩瀚，湧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台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49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份子要麼就留在大陸，要麼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
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台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台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台灣的老百姓從心裏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著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共產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
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著被揪鬥。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
當晚，住在同院的萬里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跨掉的袁震，當晚被只有10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凌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1956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主席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詳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1966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飆，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69年10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只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
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只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
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何以走到這一步？執政黨的原因我們不去談它，從知識份子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來進行討論，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依然只能靠別人恩賜而無法自己掌握。
曾家的命運： 是宿命還是因果
曾家是指曾國藩及其兄弟和他們的後裔。曾國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書》不知影響了多少國人。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這個家族，一輩子最講究持家報國，思想多延及子孫後代。
49年後，曾氏家族兩個熠熠閃光的人物曾昭掄與曾昭燏兄妹倆留在了大陸。
曾昭燏是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1947年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陸，本來是認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業還是在大陸，是想為新中國建設貢獻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顯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業屢屢受到牽連。
1951年，大舉清理階級隊伍時，按上級組織部門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敗被俘所寫的《李秀成供詞》，寫數萬字供狀式《自傳》。不過，我實在想不通，她究竟為何如此做法。這是被逼而降還是心悅誠服？一個知識份子，大家之後，如此行事，我很難理解。
1957年反右，曾昭燏又屢屢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與經歷進行深挖彙報。這時已不斷有人對她的家庭出身，對她的曾祖爺爺輩平定太平天國，對她與傅斯年的關係開始夾槍夾棒的抨擊。
62年，四清和五反運動開始，「反革命歷史家庭」這個定性讓曾昭燏始終感覺利劍在喉，戰戰兢兢。至64年12月，國內政治氣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屢遭點名批判的曾昭燏經不住這巨大的壓力，於南京靈谷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頗似曾國藩晚年「心力交瘁，但求速死」。其跳樓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種想法交替出現，生死矛盾鬥爭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無可戀。
往細處推測，先是其共產主義信仰徹底破滅，其理想中的新中國早已如美麗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滅，其在新中國的前途命運也已是黑暗一片。繼而其少年時期所受的基督教對其的影響也完全失去，在這個社會，她看得到自己的懺悔，卻看不到社會的愛，寬恕和信義。對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殺的想法沒有了牽絆。
最終，我覺得對其死影響至深的還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夠輪迴。如有此輪迴，她決不會再選擇留在大陸。選擇在靈谷塔自殺即為其想法的隱證。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這也算一種信仰的話。她認為，再活下去，決不可能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決然一跳，決然赴死。
這是1949年後，曾家留在大陸的後人第一位自殺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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