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近日披露,中共推出手機應用程式(app),動員民眾互相監督舉報,但如意算盤受挫,民眾對此app反應冷淡。有分析認為,若民眾配合中共做法,互相檢舉揭發,整個社會恐將再次陷入文革時期的人人自危狀態。

舊酒新瓶 中共利用手機app動員民眾互相檢舉

1960年代,浙江楓橋鎮在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總結出一套「發動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份子」的經驗,被稱為「楓橋經驗」。毛澤東公開讚揚楓橋是「動員當地群眾」、貫徹黨領導的典範。

《華爾街日報》近日撰文披露,多年後,到了互聯網時代,中共再次提及「楓橋經驗」,並推出手機app來「發動群眾」,互相監督,互相揭發,此舉是以舊酒新瓶的手法來鞏固其專制統治。

中共在浙江推出的app叫「平安浙江」。作為交換,中共給舉報人包括高檔咖啡廳的打折優惠、計程車和串流音樂的優惠券,還有就是支付寶在線支付系統的優惠。

報道說,浙江桐鄉市政府網站上張貼的一則通知中說,用戶應該就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人進行舉報,包括監視法輪功學員,及老年上訪者等。

中共自1999年對秉持「真、善、忍」原則的法輪功學員發起迫害至今,「法輪功」三個字就成為中共網絡審查、網絡封鎖、網絡攻擊的第一目標。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帕弗雷(John Palfrey)2005公佈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共對正面報道法輪功的信息的封鎖率為100%。

根據《華日》的調查,中共的這一如意算盤受到挫折,很多民眾不願意利用這個app檢舉他人。

對此,法廣評論說,從民眾冷淡應對這個app看來,似乎意味中國民眾對政府逐步擴大的人民監控系統,開始感到有點過分,很多人並沒有準備為政府充當義務檢舉人。

《華日》指出,民眾的這種冷淡反應讓北京陷入窘境。一方面,中共希望利用科技加強對人民更密切的監控,達到鞏固黨的政權的目的,但同時中共又要表面上對民眾的需求有所回應。如果此類app的監控試驗以失敗告終,中共很可能會更多地依賴侵入式的監視科技(intrusive surveillance technology),就像目前在新疆實施的那一套。

在新疆,中共的高科技的監視手段滲入了民眾生活的各個角落。市民和遊客每天都必須通過警察的檢查點,監控攝像頭和機器掃描其身份證、面部、眼球,有時候是全身掃描。

總部位於紐約的非政府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近期還披露,中共正在通過多種途徑蒐集所有新疆居民的DNA、血型和其它生物識別數據。

中共衛生部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向大紀元表示,這種「大面積地掃描,世界上前所未有,聞所未聞」。中共這樣做讓人懷疑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華日》稱,中共現在想通過此app讓市民「自願」提供信息,使得他們能夠對民眾進行更密切的監控,以及能夠對民眾的不滿創建一個龐大的數據庫,「阻止民眾進行抗議或上訪」。

中共在全國推廣類似app 民眾反映冷淡

中共已經在全國很多城市和省份推出類似「平安浙江」的互相檢舉app。江蘇、廈門和北京等地都在推出app的同時,以不同的方式來獎勵舉報者。北京朝陽區直接用現金來誘惑獎賞檢舉人。

雖然舉報有獎勵,但《華日》報道稱,參與開發或管理這些apps的人員以及受影響地區的數十名居民指出,這些獎勵似乎難以吸引民眾參與檢舉。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研究顧問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表示,現在的問題是,民眾「並非自願」參與這些事情,而黨為了「實現其目標」需要民眾這麼做。

自21世紀早期以來,中共逐漸擴大了「網格化管理」制度,將社區以二三百戶家庭為單元進行劃分,每個單元都有一個網格管理員負責,蒐集每個家庭的信息。

近幾年來,新科技的出現加速了中共社會管理的數字化,加強了「黨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執政地位」。

BBC曾引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專家李盾的話表示,「網格化管理」是當局重塑對個人控制的嘗試,旨在恢復堅持黨領導的想法。

浙江楓橋人口約8萬,被中共官方吹捧為使用這個平台的全國典範。但《華日》的實際調查顯示,民眾對此app的抗拒一直很強硬。主要是因為民眾不願意被迫使用這種監控工具,或者害怕因為發聲表達他們(對不公平事件)的擔憂而遭到官方報復。對某些人而言,這種行為讓他們聞到了毛時代的氣息:黨鼓勵群眾互相檢舉,可以輕鬆蒐集到群眾的詳細資料。

民眾披露舉報內容被過濾

浙江民眾在這個app的評論網站的反饋反映了他們極大的不滿。很多人抱怨幼兒園和學校要求家長下載app,還有些人說,當地的雇主命令他們下載app。

一名評論者在2016年9月28日抱怨說,實際上是政府強迫老師和學生「下載和註冊這種垃圾軟件」。

中共官方公告和該app的評論顯示,雖然中共對外宣稱這是自願性行為,但浙江當局將其做為衡量政府績效的標準,於是一些地方官員就將「平安浙江」app變成了對一些普通公民的強制性規定。

還有用戶披露,這個app對舉報內容進行過濾。中共不想要的信息就不會發出去。浙江杭州市周邊村子的一位用戶一個多月前曾發帖指責說:「這個平台有甚麼用?官員們欺壓普通百姓,受賄,讓法律服從他們的意志。」這位用戶接著直接指出一位村幹部的姓名及其貪腐行為。

但此app對這位用戶檢舉該幹部的回應是:「你好,由於系統的調整,該平台不再能夠報告信息。如果你對這個職務的人的非法行為有任何線索,可以向鄉紀委報告。」

浙江湖州的一位居民說,他通過app反映了一些情況,但卻遭到地方官員的訓斥,「說我在找麻煩」。

負責監督該應用程式的浙江省政法委委員會指出,目前有500萬用戶使用此app,也就是,每11個浙江人中大約有1人使用。委員會還列舉了這個app的好處,但對過濾舉報信息一事卻隻字不提。

胡佳:文革做法復原 毀壞良知與道德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稱,歐洲議會薩哈羅夫人權獎得主、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胡佳表示,北京市推出的「朝陽群眾」app名義上是為了方便群眾報警,但實際上,該app成為「公安的維穩工具,讓廣大民眾成為(警方)線人。這種文革時期的做法通過手機應用借屍還魂,毀壞民眾的良知和道德感。」

胡佳表示,他很高興浙江公眾對這一官方手機檢舉應用反應冷淡,「這種軟件如果在全國推廣開來,後果不堪設想。人人互相檢舉揭發,整個社會就會再次陷入文革時期那種人人自危的狀態。」

在紐約的人權活動人士劉青表示,中共建政後一直挑動群眾鬥群眾,發動群眾互相揭發。「城市裏的居委會就是一個小腳偵察隊,居委會的老太太可以隨時闖入居民家裏,探頭探腦蒐集匯總信息。派出所甚至給他們下達命令監視居民。」

劉青說,這種監視在文革期間達到頂峰:居委會帶著紅衛兵到民眾家裏抄家打人。而現在的「平安浙江」app只是小腳偵察隊的一個變種。「目的就是要監視所有人的行蹤,推進這個警察國家對民眾進行更加嚴密的監視和管控。」

中共塑造楓橋假典範?

為了吸引更多民眾參與,中共媒體在大勢宣傳該app的成功,並將楓橋樹立為成功實行該app的典範。但根據《華日》記者在楓橋的親身經歷,該app在該地區的使用率並不像當局鼓吹的那樣高,而且民眾對此app的抵制也比較大。

記者發現,很多人根本沒有用這個app。當地政府向記者介紹了幾位使用該app的人。但這些人透露,他們實際上也不怎麼用。還有一些楓橋居民私下裏對記者說,他們懷疑這個系統實質是為了讓當地官員擺平民眾的投訴,歷史原因讓他們會對此保持警惕。

中國知名企業家指責微信監控個人信息

除了「平安浙江」app外,微信安全問題日前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香港經濟日報》1月2日報道稱,大陸汽車業巨頭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1月1日在參加主題為「企業家的新時代」論壇現場演講時,公開指稱微信存在隱私安全問題,微信所屬的騰訊公司在監控每個人的帳戶。

李書福稱,目前依然存在不少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個人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問題。現在的人幾乎是全部透明的,走在路上到處是攝像頭。

他還談及電話、微信的保密問題。「我心裏就想,馬化騰(騰訊首席執行官)肯定天天在看我們的微信,因為他都可以看的,隨便看,這些問題非常大。」

李書福這番言論,立即引發輿論熱議,有網民直指「被刪過(貼文)的,一定會同意」。

微信方面在1月2日發表聲明,否認李書福的指控內容,並稱「尊重用戶隱私一直是微信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這一言論引發外界熱議。根據媒體在2017年9月所披露的微信新隱私政策規定,在用戶更新補丁後,必須接受微信新的隱私政策才能繼續使用。新規定承認,微信在蒐集大量的用戶信息,並將依照「適用的法律法規」將這些信息提交給中共政府。除了個人的通信訊息外,用戶在微信上搜索和查看的訊息、聊天對象、聊天時間等數據都會被微信收集,新的隱私政策將有權保存或披露這些數據。

中共網信辦去年8月25日發佈《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明確規定「提供跟帖評論的新聞消息,應當建立先審後發制度」。

對於此新規,網民表示,新規實施後,再也沒有人會在互聯網上講心裏話,並預測接下來當局會推出更多新政,打壓自由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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