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學生跳樓輕生，教人唏噓不已。自殺的念頭，很多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浮現過。卡謬（Camus）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所問的問題：活著可有意義？正正是嘗試替活著尋找意義。
近年來本港發生的悲劇，讓我們清楚看到，當中的人物都是失去了「活著的意義」。無論是年輕學生的輕生、丈夫勒死腦退化妻子跳樓亡、丈夫勒死中風老伴後自首、兒子殺母後跳樓自殺，都是不能再忍受活著的痛苦，眼見自己或是至愛的絕望境地，不得不採取行動，中斷這無意義活下去的困局。
獲得第八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愛》（L'amour）便準確道出了這種情況。男主角看著妻子中風後承受著身體的折磨，並對活著失去了尊嚴而深深感到厭惡，最後毅然殺死妻子。這份理解至愛的痛苦而必須以結束生命、拒絕在絕望中生活所採取的行動，又豈是第三者能真正體會？
很多殺死至愛或是自殺的個案，真正的原因都指向「活著的意義」的消失，而決定這「活著的意義」存在與否，便是社會大環境和生活小環境的相互影響而產生「究竟活下去還有多少意義」的判斷，最後作出個人決定。
社會大環境是整個社會氛圍的營造。政府可有給與人民一個民主自由的環境？可有重視人權和法治？可有提供足夠支援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可有尊重人民的意願？可有讓人民看到希望？當上列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時，這個社會便營造了健康的大環境，提供了活下去的養份，人民可以快樂的活下去，看看北歐國家如瑞典和芬蘭的人民，快樂指數高企，正正是因為政府給予了人民一個民主、自由、尊重人權和法治、充足的社會支援的大環境。
要活得有意義，社會大環境有利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是首要條件，人民不須為住屋問題擔憂、不須為兩餐奔波、不須為子女教育頻撲、不須為醫療費用籌謀、不須為老年生活憂心，自然有活下去的基本條件。
有了健康的社會大環境，當然要配合快樂的生活小環境，才更能找得到「活著的意義」。求學階段的校園、工作的場地、家庭的氛圍、朋友的組合，都對每個人有著深遠的影響。老師可知我的困難？上司可會體諒我的工作壓力而加以調整？家人可會聽我細訴？朋友可會適時支援？對上列問題有肯定答案的人，必然不會感到人生絕望，自然找到活著的意義。
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說：「我相信沒有人會離棄生命，如果它還值得保留。」活著若是被困在這世俗牢獄，殘酷現實若是必然，醜惡人性若是縈繞身邊，都足以摧毀人的生存意志。我們在慨嘆這些社會悲劇的沈重時，更須用誠懇和勇氣面對真相、用理性分析個案、用溫柔和溫暖的心靈來一起保護我們活下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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