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韓國軍政府血腥鎮壓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事件的韓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大陸翻譯片名為「出租車司機」),8月上映後不久,北京網信辦下令,查刪所有相關介紹、百科、影評、推薦等文章。目前該片在大陸各大搜尋、電影、新聞網站以及微博的相關訊息幾已全遭下架。
《出租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80年韓國時任總統全鬥煥暴力鎮壓光州學生民主運動的故事。主人公金萬夑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從不願關心政治,不贊同學生爭取民主,到為了掙錢,拉德國記者到光州,之後親眼目睹光州的警察軍人開槍鎮壓大學生和市民,明白真相後的金萬夑協助記者拍下真實的影像,成功帶出光州昭告於世。
該電影背景與講述的故事與28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很相似,由此引發大陸民眾共鳴,也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
筆者則想到了另外一部同樣以光州事件為角度的韓國電影——《挖掘機》。《挖掘機》在韓國的影評網站上,民眾普遍給出了比《出租車司機》更高的評價。
如果說《出租車司機》引起了觀眾對那段歷史的回憶,那麼《挖掘機》則聚焦了光州事件中的最需要一個國家共同反思的——那些開槍的士兵。如果說《出租車司機》展現的是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反抗與掙扎,而《挖掘機》則揭露了人性道德的集體冷漠。
該片以光州事件退役戒嚴軍兵長的視角,講述了該事件後20年,即是加害者又是被害者的鎮壓軍人們的生活,及該事件帶給人們的後續影響。《出租車司機》是呈現的是悲壯的現實主義,《挖掘機》則不斷的拷問我們的良知。
《挖掘機》是一部兼備思想與美學的獨立電影。影片中甚至很少用到配樂,只是簡短有力的台詞,令觀眾直接聽到看到的,是一場振聾發聵演講,直指人心。影片裏的主人公,幾乎一直在追問每個當初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同一個問題:「你當初為甚麼要派我們去那裏?」每個人都幾乎無奈的說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從普通士兵、團長、師長、大將、一直追問到總統。 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真的難道只是總統一個人的錯?當泯滅人性的罪惡得以橫行,吹滅良知的,是一個人的沈默許,還是所有人的默許?
影片中那些開槍的士兵,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沈在在海平面以下的部份,又有多少被人們關注?他們當初為甚麼選擇開槍?他們當時內心在想甚麼?他們後來有無後悔?他們所做的事情,包括那些告密、批鬥、殺人,甚至大屠殺,在當時的環境下,也許他們的藉口是無奈、怕會被懲罰、或者覺得不會被判有罪,但是在這種看似道德中立、合法的縱容中, 沒有一個人可以最終在道義中得到原諒。
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作者)面對艾希曼,發現這個罪犯表現出來的,令人震驚的「平庸」,好像艾希曼只是一個盡職完成上級命令的普通軍人,儘管他在納粹體系中扮演這一個殺人機器。但是當時的法官宣佈,艾希曼殺人行經絕不是平庸,是罪惡。
無論是希特勒統治下的軍人艾希曼,還是《挖掘機》中光州事件里開槍的士兵們,他們都是一個個犯下彌天大罪的犯罪者,同時,他們又是一個盡責的父親、丈夫和一個恪盡職守的公務員,甚至還是某個領域里的「好人」。他們有父母、有妻兒、追求自由與幸福,但是,你能說這些脫下軍裝後和正常人沒甚麼區別的,用子彈、鞭子、毒氣等殘忍手段折磨自己同胞、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父親、妻子和嬰兒的,不是劊子手嗎?有些罪惡可以通過懲罰,然而有些罪惡,已經超越了世間倫理,會拷問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導演在劇中直接拷問的,正是每個人的道義良知。
當惡魔的瘋狂脅迫了人性的的弱點,當反對者的聲音得不到回應而遭到封殺,比極權統治更可怕的,正是那些執行者、配合者、默許者的群體麻木不仁。良知在那時候,閉上了眼睛,吹滅內心道義呼喊的,不是囂張的邪惡,正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片沈默。
每個普通公民的心裏可能都潛藏著一個罪惡的劊子手。只需要在那些「由一小撮犯罪者」行惡時保持沈默。如果一個官員,不把自己首先當做是一個人,而只是把自己當做是某一個體制中的工具,以為犯了罪行就可以被免責,如果人人都這麼想,那麼,將來恐怕整個人類會排隊出現在歷史的被告席上 。對罪惡的沈默即是同罪。
然而,仍然有些人能夠選擇不認同、不執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性中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源於良知的思考能力。這種獨立思辨的能力,能讓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都陷入瘋狂時依然保持著清醒。
優秀的民族,始終不曾停止對歷史的反思。《挖掘機》是這樣的電影,用直接坦蕩的追問指出曾經的錯誤。
沒有甚麼能逃過時間的最終審判。面對大是大非,永遠不要閉上良知的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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