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強新形勢下黨的督促檢查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內稱督促檢查工作是推動中共政策落實的重要手段，督查人員要增強「四個意識」，要向習近平看齊，要維護「習核心」，確保中央的決策「落地生根」。
該《意見》的出爐其實折射了一個這幾年來一直困擾北京高層的問題：政令如何走出中南海，落到實處。無疑，強化督查工作的目地就是要強化對地方的「有效領導」，解決政令出自中南海，推動地方切實推行。
事實上，中共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由來已久，在胡、溫執政時期尤為嚴重，重大軍務、政務基本被江派人馬架空。習近平、李克強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也面臨著江派的多方掣肘，其推出的反腐運動和諸多改革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都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抵制，比如官員財產公示，至今未能推行。
2015年2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的講話除了暗示要集中火力對準阻礙「改革」的勢力外，還提到「改革」要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為等。其後的4月1日，中共官媒承認，「中梗阻」現象導致「改革膠著」局面。不僅有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利益驅動導致的「中梗阻」，還有分眾化小團體組成「民意集團」導致的「中梗阻」。
2016年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發文《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轉」》，稱要防止改革「空轉」，要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而改革的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既得利益群體的干擾」，二是「政府自身對改革的隱形阻力」。前者主要包括江澤民家族、江派人馬和周邊與其有利益糾葛之人，涉及中共黨、政、軍各個層面，後者的「隱形阻力」大致與「中梗阻」有重合處。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北京最高層首先當然是在反腐的名義下抓捕眾多「既得利益勢力」或「集團」成員，並不斷釋放警告資訊。這幾年來，習近平先後拿下了包括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令計劃、周永康、蘇榮、王瑉、白恩培、周本順、黃興國等在內的百餘名江派或與之有牽連的高官，被查被抓的貪腐各級官員也是成千上萬。
在抓捕這些中央和地方官員的同時，中南海還一再發出警告之音，警告尚未落馬的官員們不要「搞團團夥夥，培植私人勢力」，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用，因為這樣的官員各級政府均有。如落馬的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陽市委原書記陳雪楓與甘肅省副省長虞海燕均被罕見的點出是「培植私人勢力」，而這些私人勢力顯然是阻礙中央政策推行的阻礙。
其次是進行地方人事布局。在5月韓正繼續任上海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蔡奇接替郭金龍任市委書記後，習近平在地方的人事布局大棋已算收官，各省書記、省長基本被更換，被更換的各省一把手中，絕大部分被視作習陣營之人，少數的如李鴻忠、韓正則屬於積極倒戈之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而卸任或被調職的各省一把手，基本上是由江澤民集團提拔，他們或明或暗，都在與現中央對抗。被指與高層有聯繫的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也曾表示，地方精英、地方政府普遍不作為。換言之，他們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隱形阻力」。各省一把手被重新洗牌後，習近平、李克強的政令在地方應該較以往能得到更好的推行。
第三，推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力圖將所有公務員納入監察體制中。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共貪腐的政治生態不是更換地方一把手就可以徹底解決的，眾多的地方官員，尤其是追隨江澤民集團獲得既得利益的官員們，仍不可避免的在陽奉陰違。此前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和近期《意見》的推出恐怕也是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不過，在缺乏民主監督的中國社會，在中共已罹患晚期癌症、無可挽救的情況下，其效用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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