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宣傳南泥灣的歌，吟唱「好地方」的「好風光」。可惜，「好風光」下種的不是莊稼，而是鴉片。也就是說，在國民黨與日本交戰之際，在國民黨提倡「新生活運動」提高國民質素之時，中共卻為了一己私利種植鴉片，並賣到日佔區、國統區，毒害自己的同胞。
南泥灣到底在哪兒呢？
資料顯示，它是陝西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的一條狹窄溪谷，未開墾前經常有野獸出沒，而且人煙罕至。中共黨史記載，由於「1941年春，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寧邊區及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軍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實行殖民，生產自救……短短的三年，由王震旅長率領的三五九旅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把荊棘遍野、荒蕪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處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
根據中共的說法，中共是為了對抗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所以進行生產自救，種了很多莊稼，養了很多的牛羊。有學者實地調查後披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一片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裏而喪生的。
張思德之死的背後
官方檔案顯示，張思德1915年生於四川省儀隴縣韓家灣，佃農出身。1933年參加紅軍，後加入中共青年團，參加了北上逃亡的「長征」。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在中共中央軍委警衛營擔任通訊班班長。
1937年，張思德加入中共。1942年擔任中央警衛團警衛，1943年，擔任毛的警衛戰士。1944年，參加大生產運動，在安塞縣燒木炭，9月5日，因窯洞坍方，被砸在窯洞中身亡。
張思德死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不僅為其召開了追悼會，毛還親自出面發表講話，稱「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一個小小的警衛員，並沒有做甚麼了不起的事情，身後卻獲得如此高規格厚待，是非常少有的。而此後中共也再沒有如此高規格地紀念一個警衛員，儘管毛堂而皇之地稱「今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其中有甚麼隱情呢？
隱情就在於張思德的死因。其實，張思德並非死於燒木炭，而是在燒製鴉片的過程中意外身亡的。這大概就是毛以及中共希冀掩蓋的原因吧！張思德死亡的窯洞距離南泥灣大概80公里。
有人依據張思德背木炭的照片反駁這種說法，那是因為這些人不知道鴉片是可以熬製的。鴉片通常分為生鴉片和熟鴉片。熟鴉片就是生鴉片經過燒煮和發酵後，製成條狀、板片狀或塊狀，通常包裝在薄布或塑料紙中。吸毒者吸食時，熟鴉片可發出強烈的香甜氣味。所以，張思德在窯洞中熬製鴉片也沒甚麼不可能的。
為何選中警衛團？
中共自然也認識到燒製鴉片的名聲確實不太好，因此參與者必須是信得過之人，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而「黨性強」、「紀律性強」的中央警衛團戰士是首選。據說，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
可嘆的是，張思德為了這罪惡的鴉片失掉了年輕的生命，而且這個「燒煙英雄」還讓蒙在鼓裏的全國人民學習了數十年。
鴉片賣給國統區
關於中共在延安種植鴉片並出售賺錢，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陳永發教授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都有經考證後的詳細記載。
比如《延安日記》裏曾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弗拉基米若夫尤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代毛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120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份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夫尤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直接供應的……」
此外，一些學者還查到1945年中共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所轄淮太西縣允許鴉片煙合法經營以及徵收鴉片煙土稅的文件：《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張學良和楊虎城1936年12月在西安發動軍事叛變，站在中共一邊的陝西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鄧寶珊，不僅給予了張、楊以支持，而且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21軍軍團長後，利用駐守榆林的機會，多次到延安與毛、朱等人會晤。網上有消息稱，鄧不僅吸鴉片而且種鴉片，跟延安互開方便之門，並幫助延安把種的鴉片賣到國統區。這自然讓中共喜出望外，毛稱其「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蔣介石卻沒有察覺。
鴉片專員任弼時
根據《延安日記》記載，中共還任命了鴉片專員，那就是任弼時。其在抗戰期間的頭銜還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個鴉片專員對種植鴉片是甚麼看法呢？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中有這麼一條新聞：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個傍晚，紅軍專員任弼時和美國記者斯諾順著延河邊一同散步來到了寶塔山下，任專員摸了摸那為要顯示自己黨內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鬍，手指著一大片金黃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對斯諾說：「又是一個豐收年啊！」帶著稚氣的年輕的斯諾，顯然還沒有跟上任專員的思路。任專員繼續著他的話題：「往年，我們延安蘇區根據地生產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甚麼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我們改為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枝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著……」
或許是因為做了如此傷天害理之事，據說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剛進北平，就於1949年4月18日作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狀。其後被送往莫斯科治療，於1950年5月回國，當年10月底突發腦溢血，於10月27日不治身亡。
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為了提高國民質素抗戰，提倡並推廣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深招日本的忌恨。就在同一時期，中共卻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並將鴉片不斷地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戕害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為此塑造出了南泥灣和張思德這樣的宣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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