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風暴掃蕩中國大陸。與此同時，在一水之隔的香港，紅色狂飆驟起。罷工、抗議，逐步延燒至暗殺、放置炸彈，暴亂持續八個月之久，史稱「六七暴動」。這場暴亂造成人員傷亡，涉及無辜，並且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社會治安和經濟民生。
五十年之後，風暴是否已經停息？
「六七暴動」簡況
1967年5月6日在香港開始的「六七暴動」，也被稱為「六七左派工會暴動」、「香港五月風暴」，中共官方與參與者自稱為「反英抗暴」。
1967年5月，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的一家新蒲崗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進行抗議，導致警民衝突，後來演變成暴亂，造成多人傷亡。之後，香港的工會組織和左派團體仿效紅衛兵，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他們呼籲居民拿起武器，包括使用土製炸彈，用激烈手法反抗港英政府的統治。
本次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共有51人在暴亂中死亡，超過800人受傷。
歷史資料顯示，香港「六七暴亂」是在中國大陸文革的背景下，由中共在背後操控指揮而成。這是中共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運動手法在香港的一次大練兵。中共在此次事件中使用的暴力、恐嚇、暗殺等手段，一直在香港出現並持續至今。
中共挑起五月風暴
1966年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外交方針日趨激進，香港成為其輸出革命的首選目標。其時香港經濟不景氣，勞資糾紛和官民衝突嚴重，工潮頻發，左派工會對港英政府的不滿日益累積。
1966年，香港青年蘇守忠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九龍暴動；同年，澳門政府阻止興建坊眾學校，引發嚴重警民衝突，左派民眾拿著毛語錄上街示威，後政府被迫屈服，這次勝利鼓動了香港左派。周恩來還接見了香港左派人士，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就提出，香港的左派運動要「和國內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
中共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曾在1966年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是澳門事件發生之後，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批鬥，香港左派份子接受新的指示，開始蓄意推動更激烈的鬥爭方式。在當時中共駐港最高權力機構——中共港澳工委的策動之下，聲勢浩大的六七暴亂很快以工潮為導火索爆發了。
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勞資雙方談判未果。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級，部份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與資方談判，中共在香港的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
5月11日，工人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期間一名13歲少年死亡。5月12日事件持續，警方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暴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警方職員宿舍，又進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
從5月到6月，中共官媒不斷發表社論和文章譴責港英當局，使得事件不斷升級。在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之後，暴動逐漸蔓延至全港，罷工、示威事件不斷，整個香港社會陷入到一片混亂之中。
炸彈驚魂
從7月開始，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土製炸彈的製作工場。
1967年7月12日，香港大埔墟戲院街大埔鄉事委員會被一枚定時炸彈襲擊，揭開了這場炸彈戰的序幕。之後在黃大仙警署、上環屈地街電車總站先後有土製炸弾爆炸，傷及無辜。
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地同時實施宵禁，是暴亂爆發兩個多月來的第一次。
7月26日夜，旺角、觀塘、尖沙咀漆咸道軍營、筲箕灣警署等八處地方在同一時間受到炸彈襲撃。因為涉及無辜人命傷亡，人們對於「左派」的「抗英」運動的態度發生了逆轉。
暴徒為阻礙警察行動在街頭擺放地雷陣，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這些炸彈出現在電車、巴士、街道等處。炸彈襲擊擾亂了市民生活，造成人心惶惶，更造成無辜死傷。一名7歲女童和其2歲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負責拆除炸彈的警隊爆炸品處理課及英軍拆彈專家，也被炸死炸傷。
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馬路中心放置炸彈，警員杜雄光和見習督察史丹頓在晚上7時許前往現場處理，這時炸彈突然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被送院後不治；史丹頓和警長葉金有也被炸傷。同日，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於灣仔被投擲炸彈炸死。
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發生騷亂，其間有人投擲炸彈襲擊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進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著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進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時拘捕了一名在馬路渠邊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就在警方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突然爆炸，導致至39人受傷，包括7名輔警，其中張雲、周雲英、文圖業3人傷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樓家中做功課的兒童被炸盲右眼。
在整個香港暴動期間，總共發現8,074個疑似炸彈以及1,167個真炸彈。
林斌之死
林彬之死是香港六七暴動中最慘烈的標誌性事件。
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目標和行為加以諷刺和譴責。他以《欲罷不能》為節目名稱，暗諷左派的罷工號召未能成功癱瘓香港，譴責左派暴徒為「無恥無良無能污穢邋遢下流賤格的港共份子」。當時有左派寫信及打電話警告林彬，林彬在電台上說﹕「左仔，儘管放馬過來吧！」
8月24日，林彬驅車上班途中遭伏擊。兩名偽裝成修路工人的暴徒將林駕駛的汽車截停後，放火將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二人其後死於醫院。林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死後，其家屬被中華民國政府接往台灣，林彬入祀台灣的中華民國忠烈祠。
在林彬被殺的事發當天，香港「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並宣佈林彬四大罪狀。
《大公報》在林斌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衊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
金庸離港避禍
時任《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也因為在報章內明確反對文革及暴動，收到死亡恐嚇而一度離港暫避。
5月11日開始，金庸連續在明報發表社評呼籲居民「力持鎮定，共渡難關」等。面對「五月事件」，金庸的態度一直很明朗，站在港府一邊支持他們的政策。因此，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帽子漫天飛來。在香港一間國貨公司的櫥窗最顯著的位置，還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漢奸」，金庸被列為頭號漢奸，謔稱「豺狼鏞」，有照片，有文本，圖文並茂，引起很多市民圍觀。
澳門左派勢力更是禁止《明報》、《明報月刊》在澳門銷售，並他們買通《明報》「建明印刷公司」機房的一名工人，乘工作之便偷偷在《明報》版面上做手腳。
8月24日，林彬之死震驚了整個香港，新聞界人人自危，不過《明報》還是接連發表了《燒不滅正義的聲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評，沉痛哀悼林彬，並憤怒譴責左派暴行，鄭重表示，為了維護香港和平與穩定，願意與同業一起堅決鬥爭，決不妥協、退縮。
林彬被殺害後，金庸被列入左派份子暗殺的六人黑名單，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樹、簡悅強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個郵包炸彈，被發現後報警，警方在他的家門口引爆了那個炸彈。暗殺的陰影籠罩在金庸頭上，他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著家人到新加坡暫避。
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8月20日下午，中共外交部提議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時照會，要求香港政府48小時內取消對三家香港報紙的出版禁令，釋放19名被關押的駐港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8月22日下午，紅衛兵放火燒毀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並且毆打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強迫其給毛澤東像下跪，被其拒絕。
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描述：「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裏時，院子裏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干預，將我們撤離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
暴亂結局
六七暴亂持續了八個月, 中共看到不能因此而鬥垮港英，與此同時，國內的文革局面己經失控。中共在內憂外患的處境中，於1967年12月無奈地停止了在香港的暴亂。
「六七暴亂」共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破壞了香港的治安，嚴重影響了香港經濟。受到暴動的恐慌情緒影響，一部份居民變賣了家產離開香港，形成了香港第一次移民潮，使得香港房價迅速下降。這次暴動還引發了股災，香港股市在1967年8月31日跌到了歷史最低點。許多家庭因此破產，香港政府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
此次暴動，重挫了香港的親中共勢力，左派組織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不少中共地下組織在事件中曝光，有部份左派份子被遣返大陸。左派的暴力抗爭手法失去民心。事件後，有不少之前屬於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從此脫離親共左派組織。
經過這次事件，中共在香港的力量受到大幅度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人，減少到18萬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左派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電影公司，也因此而受到嚴重挫折。
「六七暴動」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令香港人對共產黨政權失去信心。自此之後，港英政府改善施政，開始關心民眾生活，修改勞工法，大幅度提高了對勞工的生活保障，並且開始建立市民與政府的溝通體系。港英政府從根本上了解、關注民生，從而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方面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為香港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進一步的保障。香港經濟因而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羅孚的道歉
當時任職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及《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曾經是暴動中的活躍份子，還親身參予製造、放置假炸彈，並鼓動民眾使用暴力。跟隨中共多年的羅孚卻在1982年被中共以間諜罪名拘捕，並被判刑10年。雖然他一年後獲得假釋，但卻在13年後的1993年才得以重返香港。
羅孚在1993年3月15日《當代月刊》上發表了《為香港式文革致歉》一文，羅孚寫道：
「我願藉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時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歉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我不要求諒解，因為我並不原諒自己。」
晚年時，他坦言對自己的文宣行為感到悔恨：「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外界認為，羅孚是第一個願意為在暴動中的激烈行為道歉的人士。
中共與香港左派：上下級關係
香港文化界、傳媒界的左派人士，以及香港工聯會等左派組織接受中共領導並不是秘密。原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於1989年與中共決裂之後，著有《香江五十年憶往》，述及當年中共在港地下工作不少細節。
以六七暴動為例，左派陣營5月16日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主張以「武裝鬥爭」手段反對英殖民統治，其負責人是香港工聯會秘書長楊光。鬥委會成員從不諱言自身的實際領導是中共港澳工委，該委員會實際上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名在香港運作、設在廣州的情治機構。曾獲「六七暴動旗手」之稱的楊光，在2001年由香港特區政府頒發大紫荊勳章，理由是楊「對勞工運動的貢獻」。
六七暴動不僅得到香港老牌左派報紙《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紙的持續支持，還得到《人民日報》的強力支持。暴動期間，周恩來多次直接下達命令，規定行動原則。
結語
「六七暴亂」是香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
香港記者和作家程翔認為，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的先例。六七暴動的恐怖主義手段以及造成的傷害，同大陸的「紅色恐怖」相比，在性質、內容乃至思想根源，都毫無二致。所以，嚴格來說，它是內地「紅色恐怖」向香港延伸的一部份。
香港六七暴動50年後，中共帶給香港的紅色恐怖並沒有停止。特別是1997年中共接管香港之後，香港一步步喪失了自由、民主、人權核心價值與普世價值。在中共對香港社會全方位的滲透、操控與打壓下，香港的經濟逐漸惡化，香港的言論和信仰自由被侵犯，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空間被擠壓，香港安身立命的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逐漸失去，香港人的生存環境受到威脅，香港幾乎淪為中共治下的一個紅色城市。
以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為例，香港親共陣營總動員的「反佔中遊行」鬧劇，讓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前所未有地大曝光，當中不少是以各類聯誼會、婦女會、商會等民間社團名目掩護下的中共外圍特務組織。程翔認為，大遊行與香港六七暴動的發展很相似，先是表面上由群眾發起、背後獲中共撐腰的運動，發展至一定程度獲官方認可。
2017年3月26日，林鄭月娥以低民望、高得票當選新一屆香港特首。幾年來，以雨傘運動為代表的大規模民眾抗議運動不斷出現，梁振英亂港造成的香港社會撕裂仍在持續。
香港的命運和未來，又一次處在了一個重大轉折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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