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陽
我的外公叫韓惠民，出生於1908年（光緒34年），籍貫河北宣化呂祖廟街。30年代初在國民革命軍第29軍服役，參加過抗日戰爭，幾次負傷。最嚴重的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在張垣一帶盤踞的小股日軍仍頑固不降。外公奉命圍剿時被日軍子彈擊中右臂，因傷勢嚴重，只能截臂，落下終身殘疾，國民政府便把外公安排到稅務所幹些簡單輕便的工作。
就是這樣一個抗日英雄、對國家有功的人，在共產黨當政後，竟然把他定罪為國民黨反革命、反動份子。並抓到看守所裏刑訊逼供，審查了很久沒查出甚麼罪名，只能放人。雖然放了人，但是從1950年到1975年這26年間，中共政府對我外公及家人一直進行迫害，直到1975年把外公迫害致死。
當時外公一家六口人，住在獨門獨院有四間房子的小院子裏。這個小院子連同四間房子被中共政府強行沒收了，他們把外公一家人驅趕到附近胡同的兩間小南房裏。這兩間小南房的隔壁就是大雜院的公共廁所，一到夏天家裏的味兒難以忍受。就在這個屈辱環境裏，我外公與家人生活了半個多世紀！
外公的工作被剝奪，還要到民政局接受審查。當局之後把只剩一條胳膊的外公送到糕點廠當工人，接受勞動改造。不久，又覺得外公勞動強度低，把他下放到國營菜鋪子裏打雜。菜鋪子師傅是好心人，覺得他只有一個胳膊，幹活不方便，就讓外公做賣菜的工作。
沒過兩年，政府還是不放過他！基層幹部覺得沒整夠他，嫌他勞動強度不夠大，在文革之初又把他下放到煤站當拉運煤車的苦力。因為只有一個胳膊的殘疾人不可能用雙手幹活。於是他們就想出更損的整人方法，讓他像牲口一樣拉煤車。外公每天拉著兩個轂轆的板車，繩子拴在車上，打個圈套在脖子上，勒到胸前，一個胳膊扶住車把掌握方向。向前傾斜著身體，每天拉煤塊、煤面、煤球。黑頭黑臉地像牛馬一樣一天一天苟活著。外公說，要不是因為要撫養孩子們他早就自殺了。
外公多次在街坊鄰居面前聲明過，自1945年殘疾後沒參加國共之間的戰爭、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中國人。外公總說：「我韓惠民白布絲上沒人命、別想冤枉我！」但是他還是難逃中共的欲加之罪。只要一有運動就要把他揪出來批鬥。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更是對我外公加重了迫害，把他定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中的反革命一類。一時間街道裏、胡同裏，就連外公家的門上都貼滿大字報，批判、打倒外公這個「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死特務」。
我媽媽和舅舅嚇得不敢出街，因為街道胡同裏經常有中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的人盯梢，那些人只要看到我的家人就要盤問，甚至扣帽子說我家人是要給台灣國民黨送情報！三天兩頭變著法整治我們一家老小。
1968年臘月二十九，外公從煤站下班，因為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所以悄悄買了半斤韭菜揣在衣服裏打算給孩子們吃頓年夜餃子，走到家門口的街門道前不小心掉了兩根，被中共街道監督的人看見了。他們連夜到我家對外公進行批鬥，說「國民黨反革命、反動派份子沒權利吃韭菜餡餃子」，並把這個事報到公安局革命委員會，就此又引來一頓批鬥毆打！大年三十革委會來抄家，捅開了房子的頂棚（那時候房頂都是用紙糊的）。抄家的人說，懷疑房頂上藏著電台，但是抄完家甚麼電台也沒找到，一家人在驚嚇和屈辱中過了新年。
外公多次和中共政府官員說理，說他是參加抗戰為國盡力的人，但是中共官員們反駁他說，他應該找國民黨政府說理去。寒來暑往，外公一家人幾乎要瘋掉了。外公被整出精神類疾病，常常在夢裏喊房頂上有人。一個舅舅去了大西北接受再教育，一個姨去了山西，其餘子女留在當地。我們始終沒能逃脫「國民黨反革命、反動派後代」的大帽子，總是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外公用一條臂膀堅強撐起了風雨飄搖的家，他為家人忍受，讓孩子們在中國大陸小心翼翼地活著。
最終他沒能等到文革結束。1975年外公徹底病倒了，他再也不用去拉那輛運煤的板兒車了。他鬱悶半生，得了肺癆，結束了像牲口一樣的人生。1975年11月3日一大早外公吐了半痰盂的黑血後離開了人世。
作為後人的我已過不惑之年，覺得有必要擦去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塵埃，給一個曾經為抗日戰爭做出貢獻的老人昭雪。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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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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