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Fotolia
Paul Graham說過這麼一段話：社會流動性的缺失與貧窮緊密相關。不是說創業成功需要你出生於一個富裕或者中產的環境中，但是非常成功的創業者真的很少是來自寒門。
我和我的合夥人大衛（David）都出身貧寒，我們的人生和創業歷程都可謂歷盡艱難。
因此，在矽谷一聽到別人討論收入不平等，我和David就會格外留意。有一段時間，我們的世界都被各種討論的聲音所衝擊。Paul Graham說過這麼一段話：社會流動性的缺失與貧窮緊密相關，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是說創業成功需要你出生於一個富裕或者中產的環境中，但是非常成功的創業者真的很少是來自寒門。
Graham是對的，作為創業者，我們尤其注意到了這一點。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在創業過程中比起其他人缺少了多少機會，更是因為對於出身赤貧的人而言，創立並運作一家「企圖快速發展」的公司是非常艱難的。自2010年投身創業以來，David和我一直針對這一觀點進行辯論，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了更深的認識。我和David認為主要原因是「觀念不平等」。要想真正地理解這個詞，你需要站在我的角度上思考，下面讓我帶你進入這段個人經歷。
我的歷程
我11歲的時候，與我的父親來到了美國。我們在台灣幾近破產。我學會了英語，而我的父親則沒有。我的父親也不工作，所以我14歲的時候就開始打各式各樣的散工。跟所有移民的後代一樣，我會為房東做翻譯、幫他們處理賬單、政府服務、保險之類等業務。我還算聰明，但是我在學校的成績並不好，尤其是在英語勉強夠用的情況下。到了高中，我的標準測試成績很差，當我打算好好表現的時候，輔導員都極力阻止我修讀榮譽課程。第二天，我不得不把父親領去辦公室，並讓他跟輔導員隨便說上幾句普通話，就是為了我能夠修讀一門英語榮譽課程。
我記得我那門課的成績是B——至少我下一年有資格修AP課程了。與我很多史丹福的同學不同，上高中對於我而言真的不是兒戲。那時我覺得自己準備不夠充分，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學習。我每天只睡3個小時，剩下的時間都用來唸書。每一篇文章我都會反復閱讀3遍，這樣才能勉強記住。我每天都帶著一雙布滿血絲的雙眼去上學。有一段時間，我甚至因為壓力太大導致頭頂脫髮，這讓我相當尷尬，我也因此學會了自嘲和幽默。
高中一年級時才知道SAT，第一次模擬考試的成績只有900分(滿分1600)，我開始慌了。拿著自己掙來補貼家用的錢，我去隔壁Elite Education Prep交了幾堂SAT的學費。到了續費的時候，我告訴他們我付不起了，好心的Elite員工決定讓我免費上課，並給我提供了所有的學習材料。我最後考了一個非常好的成績，一個足夠讓他們把我放到了光榮榜上的優異成績。
我非常幸運地拿到了史丹福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我心存敬畏地度過了大學第一年，有那麼多優秀的人可以交流，有那麼多垂手可得的好資源。史丹福成功地將我置身於物質和金錢的泡沫中：人生中第一次，我不需要過多考慮錢的事。這種隱形的力量是驚人的，我認為自己和別的同學沒有甚麼不同，我覺得自己必然會有所成就。是的，我需要再強調一遍，我堅信自己必然是能成大事的。
當然，那不過是一種幻象。
泡沫被迅速破滅。我在大一上半學期選修了一門「當代非洲政治」課，即使老師給分頗為慷慨，我還是只拿到了C+。我不知道如何在一個僅有12名學生、以討論為基礎的課程中發言。我十分害怕，一直緘默不語。我不知道該如何閱讀或略讀發給我們的材料，所以第4周的時候，我還在傻傻地閱讀第一周的材料。我不知道如何對材料進行批判性思考。曾經有一次，Weinstein教授把我叫到辦公室，詢問我有甚麼困難、需不需要他的幫助。那時，我甚至都不知道該怎麼向他說明問題。在宿舍，我總是不斷地受到室友的鼓舞。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會演奏樂器，這讓我感到格格不入。比起努力彌補這些差距，我只是調查宿舍樓裏還有誰和我一樣，確認自己並不是唯一一個不會玩樂器的學生。是的，那時的我就是一個不太合群的窮孩子。
大二時，一切都幻滅了。與很多同學一樣，我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所以我決定和他們一樣，甚麼事都參與。在課程難度越來越大時，我加入了一些俱樂部，很快便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當你身處混沌的時候，你會很不理智地尋找更多方法證明自己的無能。我和室友們去上同樣的課，但是他們學習起來比我快很多，而我一直在勉強和掙扎。隨後我請他們中的一個人幫忙輔導，即使這樣也沒能跟上。不僅如此，我所有的課外活動也快將我淹沒，因此我逃避了很多俱樂部的任務。為了彌補因此帶來的社交活動空缺，我只能花錢和室友們一起去看電影和滑雪——以買教材的錢為代價。我還記得那時候我不得不向最好的朋友借了幾百塊來還債，同時我還申請了貸款。我記得我跑到學生貸款辦公室哭訴。我告訴辦公室的老師我急需這筆錢，我不希望因為缺錢而毀掉我們的友情，就像之前毀掉了很多其它東西那樣。在等待貸款的2天裏，我既狂躁又絕望，一直緊盯著餘額頁面直到錢到賬。這位借我錢的同學至今仍是我的摯友之一。
錢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的大學時光。父親經常打電話來要錢，而我能做的就是做家教、拿到勉強夠用的補貼。我記得在電話裏我對著父親破口大罵，我不想被他拖累，我想和其他同學一樣享受大學生活。我不想低人一等，我一直努力維持著自己與同學背景相似的幻象。我選擇相信世界上沒有甚麼能阻止我的成功，我可以挺過這一切。
我的確做到了。
在兩位校友Kimber Lockhart和Andi Kleissner的帶領下，我參觀了一些灣區的社會企業，比如貸款平台Kiva和World of Good。Kimber和Andi建議我加入一個名為BASES的史丹福學生社團，因為這裏集結了許多有意創業的年輕人。這一決定讓我重獲新生。在Jeff Bezos宣布亞馬遜AWS雲服務上線的同年，我入讀Y Combinator的一所創業學院。經過這一經歷，我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做的事，並有幸擔任BASES和AK Psi的聯合主席，AK Psi是一個男女同校的、專業的商業聯誼會。隨後我進入Alsop Louie Partners做風險投資，公司的創始人Stewart Alsop送給我人生中第一台蘋果設備：他的舊Macbook。接著我進入Eventbrite做實習，他們的Project CEOP令我發揮了自己的特質和潛力。我還開始和一位非常棒的大人物一起做些副項目，而那個人就是我的合夥人David Tran。那時，我成了校園裏一提到「創業家氣質」同學們第一個想到的人。我不斷提高自己的執行能力，我學會了如何領導一個團隊。我們做的項目得到了Y Combinator的資助，於是我們籌集資金，建立了社交網絡推廣優化平台Crowdbooster。我們現在正在籌備一個更令人激動的項目PRX，應需提供公關服務。現在一切進展順利，我在下一篇文章中會給出更詳細的信息。
觀念不平等
講完了我的故事，我現在來向各位解釋甚麼叫「觀念不平等」以及為甚麼「很少有成功的創業者出身貧寒」。
我非常幸運，因為我發現了自己對於創業的熱忱，創業使我曾經因為學業而失去的精力再次匯聚。我十分幸運，因為我發現自己善於與人打交道，且有很好的組織能力、領導能力。我很幸運，因為沒有發生更多壞事，否則我可能一蹶不振。我本可以在現實面前屈服、輟學、放棄自己的夢想去追求一個更容易達成的目標，可我還是選擇了創業。於我而言，創業就好像我的最終聲明，告訴自己要把夢做下去、我相信自己能夠有所成就。
無論是在史丹福求學還是在創業的時候，我都為了自己的夢想全力以赴。我知道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世界本來就不是一個公平的競技場。自身和經歷致使我常常感知到腦中有干擾的聲音，它們說我的創業會以失敗告終。我固有的觀念中有一些部份在阻礙我前進，我也一直在努力與這些干擾因素對抗。（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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