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瞿秋白出生於1899年1月29日，祖籍江蘇宜興。瞿家書香門第，世代為官。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經濟上依賴大哥接濟。母親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於詩詞。
由於家庭陷入困境，繳不起學費，1915年冬瞿秋白被迫輟學，母親因不堪貧困壓力服毒自盡。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親戚資助，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1917年進京，在外交部學習俄文。
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領袖與締造者，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27年7月～ 1928年7月，1930年9月～ 1931年1月）。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被南京國民黨政府軍逮捕，6月被槍決。
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臨終前被關押的日子裏，寫就〈多餘的話〉，一文吐露真言：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這「最後的、最坦白的話」表明了瞿秋白公開脫離中共的立場。然而也正是這一番肺腑之言，使他在去世後數十年都不得安寧。
瞿秋白少年時，讀的是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16、7歲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星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
21、2歲時，瞿秋白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文化中有大同社會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所謂最自由社會。於是，瞿秋白認為這同自己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
從這時起，這位文人就走上了一條後來被他自己稱為是「一場誤會」的路，並成為那個年代的「第一紅色報人」。他把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狀態報道到中國；擔任《新青年》和《前鋒》的主編；創辦中共第一張機關報《熱血日報》；擔任《紅色中華報》的總編。
「歷史的誤會」
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回顧了走進共產黨體系的歷程，稱自己只是個半吊子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1917年，瞿秋白「為謀一碗飯」到外交部學習俄文；1919年，因對共產主義最終理想產生好奇心，參加了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作為《晨報》、《時事新報》特派記者來到俄國，私下裏想看一看那個「新國家」，尤其好好研究一下俄國文學；在俄國餓了幾個月之後，瞿見到了演講的列寧，為「應付報道」，很用心地看俄共的報紙，「並沒有想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當時俄國為中國共產黨在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卻找不到一個俄文翻譯，於是瞿秋白變成了劉少奇、張太雷等人的老師和翻譯，張介紹其加入共產黨。為了教學，他「不得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
1922年，陳獨秀到俄覲見，瞿做翻譯，受陳邀請回國。在國內寫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列寧與史太林，又在中國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講馬克思主義。起初尚有餘暇研究文藝，後來越來越多地投入政治工作，對此，瞿秋白自述心情「悵然若失」。
1927年，俄國特派員認定中國第一位總書記陳獨秀「右傾」，將其趕出黨內，換瞿秋白主持工作。瞿秋白只管講主張，具體軍務、事務一概放手，這大概在全世界共產黨領袖中也是罕見的一例。
1930年，瞿秋白被免除中央領導職務。1931年6月在最高領導出事後，再次成為「代頭」，後再度赴俄，回國後在上海做了一段時間愜意的文人。1934年，受命來到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抓教育。他身上的文人特徵，仍無法為共產黨所容。終於，在紅軍長征時，高度近視、患肺病咳血的瞿秋白，被強留在江西「打游擊」，落入國民黨之手，拒絕勸降而從容赴死。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代序」中說：「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甚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最坦白的話。」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15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放棄獨立思索」
〈多餘的話〉透露出，在政治鬥爭與文人世界的二元衝突中，瞿秋白萬分疲憊，他曾以「放棄思想」消極對待。他寫道：「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地，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爾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瞿秋白的知識分子精神「死了」。然而，歷史的玩笑使成為囚徒的瞿秋白精神再度復活。被捕後，瞿秋白看起詩詞，也開始回看自我。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7、8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8、9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研究中共歷史的專家司馬璐在作品《瞿秋白傳》中稱瞿的人生不是「一齣滑稽劇」，而是一個「大悲劇」。書中說，瞿秋白走了一生的冤枉路，他最大的悲哀便是：他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自由主義作戰；他是一個具有人情味和溫情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這些非布爾什維克的意識作戰；他是一個竭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黨、一個極權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為了黨的利益，任何骯髒的手段，都被認為是合理的。
在關押期間，瞿秋白沒有向國民黨供出中共任何成員與情報，只是通過〈多餘的話〉表達了與中共的徹底決裂。1935年6月18日他從容赴刑，終年36歲。中共建國後，1955年將瞿秋白的墳墓遷入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被批為「黨內叛徒」墳墓被砸
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毛澤東看到〈多餘的話〉後，認為瞿秋白「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並表示：為甚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此時的毛想要用歷史故人來解決「黨內叛徒問題」。於是，本已開始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被要求停辦。
1966年文革爆發後，「抓叛徒」的浪潮席捲全國各地，〈多餘的話〉被稱為「瞿秋白叛黨宣言書（自白書）」。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當年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衝進八寶山，砸了瞿秋白墓，其屍骨被扒出拋揚。紅衛兵們還強迫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對著丈夫的森森白骨進行批判。
就在這之前，紅衛兵還衝進江蘇常州西門公墓，砸壞了那裏的瞿秋白母親金璇的墳墓，而葬於濟南南郊的瞿秋白父親瞿世瑋的墓碑不僅給砸掉，墳也給平了。
瞿秋白死後不得安寧，活著的家人也同樣遭罪。不久，楊之華被隔離審查，後被撤銷北京戶口，轉到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1973年10月20日，72歲的楊之華在秦城監獄含冤病逝。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在1968年到1978年期間，蹲了10年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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