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三年,香港的學術自由頗引起本土與外國媒體的關注。過去港英與特區政府對學術界的意見一貫不甚注重。與日本、台灣和南韓不一樣,香港的公務員政府憑經驗做事,怕與學術界打交道,本身亦不重視政策研究,漸趨落伍。
香港社會受儒家文化薰陶,尊重讀書人,因而對大學教授頗為敬重,媒體亦多用學術界人士作評論,以其較為客觀、中立。北京的統戰政策,除工商界外,相當著重媒體和大學;從九十年代開始,傳媒大亨與大學校長經常被邀出任全國政協委員。
除了受傳媒和社會傳統歡迎外,大學教授因為學有專長,站在知識前沿,因而他們的意見有參考價值。香港的大學教員薪酬相當不錯,加上沒有甚麼利益衝突容易維持中立。不過,他們同樣感受到北京統戰胡蘿蔔的引誘和大棒的壓力。
一般而言,純粹的學術之作,目前自由還未受到甚麼影響。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大學教授的工作壓力逐漸加強;應付必要的工作及出版論文的要求後,一般大學教員已經沒有甚麼時間從事政治參與。
對於年輕的教員而言,更要關注升級、續約等問題,一般不願意批評政府,免得惹麻煩。相反如果遵循政府的政策路線為政府提供服務,自然容易贏得政府的重視,獲得委任參與各類諮詢委員會;這些工作受到大學管理層的重視,被認為是社會服務。
近年梁振英政府加強對大學的控制,運用其委任的權力讓各大學的校務委員會更緊密地追隨政府政策。新委任的嶺南大學校長和公開大學校長的親中立場為本港學術界所熟悉,再加上香港大學的陳文敏事件,有志進身大學管理層的學術界人士自然無所適從。
基本上本港學術界人士清楚了解其政治立場不被港府和北京認可,根本沒有機會成為大學的管理層。後者在一般大學教員眼中評價甚低,所以本地大學的管理層不敢主動讓同學或教職員評價其工作表現。
至於一般的大學教授,如果政治立場不正確,很難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從事研究工作,這對大學教員自然形成阻嚇力量。本人近年在城市大學的遭遇亦清楚說明如果大學教授膽敢站在最前線參與政治運動,大學管理層可以用種種手段令到他的工作環境難以忍受。
當然,遵循北京和特區政府政策路線的大學教授可以得到很多優惠,從人大政協的任命到國內各著名大學的客座教授「長江學者」等榮譽,以至在國內進行研究工作的種種方便、協助。最簡單要例舉國際學術會議籌款,政治立場正確自是重要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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