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七：生活中的黨文化(下)

女人半邊天(大紀元插圖)

【大紀元11月8日訊】

目錄：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
5．抗旱、抗洪、戰天鬥地，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鬥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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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

黨文化無處不在的一個具體表現是，除了完全佔據政治、經濟等公共領域外，還全面介入一向被認為是百姓個人領地或隱私範疇的家庭生活。結不結婚、跟誰結婚、生幾個孩子、何時才能生，黨一概要管，而且是動用一切國家暴力機器來管。

夫妻本是姻緣所致，戀愛和婚姻是人類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話題，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棲息港灣。家庭和睦，夫妻恩愛，那是人們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產黨卻要把階級鬥爭的戰場直接開進每個家庭。夫妻變成了立場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鬥爭從工作場所延伸到下班後的廚房和臥室，造成了變異的家庭關係。

上天造人，分為男女，是要他們陰陽互補，剛柔相濟，因此男女雙方在人的特性和身體能力上各有所長。而共產黨卻要把女人變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不但沒有讓婦女在求職就學和政治官場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國女人的溫柔賢淑抹殺殆盡，造成了大陸社會特有的陰盛陽衰的惡劣後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項基本「國策」（其實是「黨策」）叫「計劃生育」，國際社會稱其為「一胎化政策」，因為牽涉到婦女兒童權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爭議。我們暫時撇開這些是非不說，單是這項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著很深的共產黨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甚麼都敢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黨文化因素。

無論是中國傳統皇朝社會，還是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眾的私生活，特別是有關生育這樣的問題。共產黨則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了節制生育的主張，這是共產黨無所不管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直接延伸，即甚麼都想納入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按照這種來源於唯物論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數量和煉鋼織布的產量可以相提並論，都是黨眼中的「生產」，那麼就像共產黨搞計劃經濟一樣，控制各種產品的生產量，共產黨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躍進「糧食衛星」飛上天後，毛和中共改變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張嘴，還有一雙手，可以創造世界」，鼓勵中國女性生得越多越光榮，並嘉予有10個以上子女的女性「光榮媽媽」稱號。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寫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論》被當作「資產階級謬論」和「右派的猖狂進攻」，遭到「徹底的揭發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導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國人口的急劇增長。1981年3月6日，中共設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計生委），強制要求少生孩子，「計劃生育」遂成為中共的基本「國策」。

中共的「計劃生育」和外國的「家庭計劃」（Family Planning）有著本質的區別。「家庭計劃」通常是得到政府補助、服務和相關諮詢，由民眾自願進行。而中共的「計劃生育」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義務，提倡（在很多單位是強制）晚婚晚育，一對夫妻只生一個（除少數例外），育齡婦女要領取生育指標才能懷孕。

「計劃生育」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胎兒未出生時，或者說流產可行時，計生委「執法人員」強制把非計劃懷孕者送至醫院流產。倘使胎兒在出生後才被發現，計生委將「依法」對該家庭處以高額罰款。在實際操作中，共產黨一如既往地暴力當頭，人權根本不在其考慮範圍。「計劃生育」執行範圍廣、時間長，又涉及胎兒生命，其過程異常殘酷。特別是對「超生」的農民，中共整起來更加肆無忌憚。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無准生證，就不准生出活的來。即便生下來了，醫生護士也必須把剛出生的無辜嬰兒活活弄死。據估計，從「計劃生育」開始，至少有四千萬名胎兒或剛出生的嬰兒被中共殺死。

從大陸鄉村的口號和標語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殺氣。「寧要家破，不讓國亡。」「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並且不是說說而已。抄家、扒房、抓人、連坐、殺嬰等等已經讓人見怪不怪了。

2006年中國大陸媒體報導過這樣一件事。武漢市黃陂區蔡店村村民黃求生因家境非常貧寒，沒有錢上下打點，計生辦的人衝到他家將已懷孕九個月的黃妻帶到計生辦手術室，給她打了一針墮胎藥，當日下午黃妻將孩子生下來。然而那一針並未將胎兒致死，計生辦的人見狀，就逼著黃把仍活著的嬰兒丟掉。下午五時左右，一位姓劉的太婆聽到街坊說，鄉財政所後面的廁所裡有小孩子的哭聲。當過醫生的劉太婆趕忙循著哭聲找去，果然在男廁所的便池裡發現了該男嬰，只見他除頭部外全身都浸在糞便裡。劉太婆急忙上前將孩子撈起，簡單的清洗後，馬上抱到隔壁的診所，為孩子剪斷臍帶，打針消毒。一切處理妥當後，劉太婆用包被將孩子包好，坐在門口給他餵水喝。正在這時，鄉計生辦的五個人出現在劉太婆家門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說一把奪過劉太婆懷中的孩子，摜在地上。當時只聽得一聲悶響，孩子痛得四肢抽動，計生辦的人還不罷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腳。之後，這夥人將小孩拎走，走了老遠還聽到孩子的哭聲。最後，計生辦的人將孩子放在水稻田裡淹死了。這樣的事例，在中國大陸，並非個別現象。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無神論教育的具體表現。即使發生很大的天災或戰爭，屠嬰都是重大的反人類罪行，而中共「無神論」教育下的各級官員唯中共馬首是瞻，毫無「人命關天」的基本道德觀念，對殺害嬰兒毫無負罪感。

西方國家有個傳統，遇到危險時總要把生機留給小孩和婦女。尊重弱者權利的民族，才會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權利。中共對嬰兒人權的蔑視，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權。中共對農民的壓搾，對礦難的冷漠，對上訪人員的無情迫害，甚至是對嬰兒的殺戮，都反映出「弱肉強食」的價值觀。結果就是中共人權記錄的持續惡化。

人們可能會找出種種理由說明不強制控制，中國人口膨脹該怎麼辦？這只是這個問題的表象，而中共決策的黨文化因素才是問題的實質。共產黨頭腦一熱，想要人多，就鼓勵多生；人多得養不活了，腦門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殺得中華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恰恰都是中共甚麼都敢干、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的流氓霸道習性的表現。現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幾個億，但是這些年中共在經濟領域放鬆一點，少管一點，人們不是吃得更飽，住得更寬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問題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但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由政府強制實施計劃生育的主要是中國。這裡不是反對解決人口問題，而是反對中共為所欲為不敬神明，特別是殺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嚴重後果，其表現為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退休人口不斷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減少，資金一直嚴重不足的社會養老體系面臨崩潰的壓力。現在的一對夫婦在供養四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撫養一個孩子。一個孩子並不能絕對保證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沒有依靠，而國家又沒有救助機制。在中國農村地區，一個家庭一旦生了女兒，那麼在女兒出嫁而父母年老後，將無人、無力從事農業勞動，失去生活來源。

計劃生育還造成中國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別比失衡。從前生了女孩，還可以接著生，直到有男孩為止。現在人們只能生一個孩子，許多人通過墮胎的方式對後代進行性別選擇，為了傳宗接代，香火傳承，流產女嬰保男嬰，結果造成男女嬰兒比例嚴重失衡，如今達到120:100，這意味著二十年後，會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約4000萬）找不到配偶，從而給社會埋下巨大的安全隱患。

控制生育還造成了城市年輕一代極少有兄弟姐妹，獨生子女們動輒成為一個個獨享寵愛的小皇帝，造成了「驕嬌」二氣嚴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責任感和缺乏對他人的關愛等等。當這一代獨生子女們成為社會的中堅時，他們的性格特點將影響整個中國社會。

其實，正如自然界存在規律一樣，人口的數量自身也存在調控的機制，正如《詩經》所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對於一個正常的政府來說，調節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學和聯合國統計資料都已經表明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民眾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區，生育率會自然下降。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只要婦女受過初中教育，生育率即會降低至2.13，從而達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學教育的婦女，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據1986年的統計數據，現在在進一步下降)。

習慣於殺戮和強制政策的中共，對於墮胎興趣盎然，而對於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卻毫無興趣，投資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4%，在世界排名到幾乎末尾，不及非洲的烏干達）。按中共公佈的資料，2006年全國的義務教育經費約需2260億元；而中共公款吃喝僅2004年一年就達3700億元。換句話說，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讓全國適齡兒童受到免費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將有效減緩人口增長的壓力。

本世紀，許多國家採取了家庭計劃的辦法。例如印度，超過21歲法定年齡結婚者予以獎勵、對生育了兩個孩子後主動做絕育手術的夫婦在家庭福利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給予照顧等等，但沒有強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國家也為家庭計劃立法，但這些國家的法律都明確規定：夫婦有權自由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和間隔。

西方國家面對低生育率，應對的措施無非是經濟上提供補貼或者減稅之類的鼓勵，政府也不能通過強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去管每個家庭的生育問題，更沒有暴力機構去保證生育政策的實施。採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造成的社會問題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2）夫妻是革命同志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傳統文化都是以「家庭」為中心的。在工業化最發達的美國，有「家庭觀念」仍被視為重要的美德。

對於人來說，家庭是一個放鬆的地方，夫妻之間有恩義、有信賴、有體貼。夫妻之間敞開心扉的傾訴是消解心理壓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維繫人心理健康從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徑。

《詩經》上說：「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傳統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男人剛直體貼，為妻兒遮風擋雨；女人溫柔賢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賢內助。夫妻如琴瑟一樣相互和諧，兩情相悅。婚姻的美滿重在互相寬容、能體諒對方，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就是這種狀態的寫照。

中共黨文化不光變異了人們的婚姻禮儀，管制人們的生育，同時也重新規定了夫妻之間的關係。中共批判傳統文化，把傳統的人倫關係稱為封建落後的糟粕，把家庭中的溫情與人性貶低成小資產階級的人性，是黨性和革命性不夠的表現，由此架空夫妻之間的人倫關係。人性被抽離掉之後，黨還要灌輸黨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志」，不承認夫妻之間的感情和倫理。夫妻「同心」要同黨的心，「同志」要同黨的志。夫妻間的信賴絕不能超過對黨的信賴；夫妻之間的恩義絕不能高於對黨的忠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結合並非為了組織家庭，而是為了黨，成為黨的一個單元，是黨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於是夫妻便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認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鑄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憶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寫到自己的婚姻觀：對於一個共產黨員，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係。」家庭、親情人倫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人類也因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義的約束下繁衍和發展。然而，共產黨用「革命同志」間的利益關係，取代夫妻間的人倫關係，從根本上變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

正如本書第六章《習慣了的黨話》所分析的那樣，夫妻之間稱呼「同志」，是讓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記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陰影凌駕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後才是夫妻。若一方被中共劃為敵人，則不屬於「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須劃清界線，拋棄配偶，靠攏黨組織。將夫妻等同於「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間的傳統親情，破壞了夫妻的恩義與信賴，人們連枕邊人都無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關係被打破，夫妻之間的倫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間和各次政治運動中夫妻相互揭發檢舉，毫無人性可言。

對人造成最大傷害的常常是最親近的人，因為對方知道你幾乎一切的優點、缺點和弱點。一旦被最信賴的人傷害，人很可能會覺得天下滔滔，無處可以容身，人海茫茫，無人可以再信，進而懷疑一切。這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

「文革」結束後，革命的因素漸漸淡出，這種「革命同志」關係演變成了生活中的「同志關係」，只為了具體的目的和利益而維持家庭，夫妻之間情感的交流和相互體貼非常欠缺，家庭生活變得單調沉悶。很多家庭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後要幹甚麼。

3）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

俗話說男女有別，而在黨文化多年的影響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之類的話來。然而，男女本來就是不同的。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陰陽平衡，其實是講了一個萬事萬物相互協調的規律，其中包括男女。男為陽，女為陰，男子的特性是剛直，女子的特性是嬌柔。二者剛柔相濟，和諧共生，而不是恃強凌弱。中國幾千年的倫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間恩愛為重，男主外，要承擔家庭責任，要養家餬口，愛護自己的妻子，為她的終身負責；女主內，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愛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在古代中國社會裏，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遵循的其實是同一個道理，「平天下」不過是把「齊家」之道推廣到更大的範圍。在家庭關係中，「夫婦」關係又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樣」，直接破壞了家庭的平衡與和諧，是中共顛覆傳統社會秩序的重要步驟。

在傳統社會裏，女性雖然在政治、經濟、科研、軍事等方面沒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維繫道德和維繫正常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母親將慈愛根植於孩子幼小的心靈，待孩子長成後才會把這種愛心傳遞給社會。像「孟母三遷」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如果沒有深明大義的岳母的教導，也許就沒有後來岳飛「盡忠報國」的壯舉。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強行改變女性傳統的賢妻良母的角色，讓女人和男人一樣衝鋒陷陣，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顧老人、教育子女的擔子無人承擔或無法承擔好，對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賴上一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學校和社會，因此而造成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

鼓吹「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是中共進行全民鬥爭的需要。因為傳統女性很少介入社會活動，這樣一來，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傳自己「解放」了婦女，實質是要鼓動女性參加所謂的革命活動，把從前溫柔賢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性組成「鐵姑娘隊」和「紅色娘子軍」，把全社會都捲入中共的造反運動中。

「男女都一樣」表面上好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這樣的觀念是建立在對黨文化的認同上。這種全然不顧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強迫她們做很多力不勝任的工作，用對男人的標準來要求女人，實際對女人是不公平的，是黨文化下對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個人不同的特點構成了一個多彩的社會。每個人各有所長，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裏，要「統一思想」，把社會變成一元化的社會。對於男女這種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則灌輸「弱肉強食」的叢林思想，讓女人覺得如果比男人弱就會被犧牲掉，就會被壓迫。而女人如果想保護自己，就必須強悍起來。

女人棄柔從剛，等於放棄自己的長處，而以自己的短處去與男人的長處爭強，於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東西。女人除學習工作外、又得做好賢妻、又要繁衍後代、還得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掙扎，又得當男子闖關奪將，又得做女兒描紅繡朵。中國女人自己也感到了這種壓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女都一樣」的觀念導致了中華大地陰盛陽衰的現象。這種黨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劉胡蘭、李鐵梅、江姐、阿慶嫂……等等，她們個個杏眼圓睜，走起路來虎虎生風，講起話來氣壯聲粗。中國古代女人溫情的一面被人為的拋棄了。這一點，很多女性自己也從書報、影視上發現了，日本、韓國、台灣的女人更會打扮，更有女人味。黨文化指導下的女人在男性化過程中失去了溫柔的特性，變得粗暴蠻橫，強調女性實現人生價值的核心就是戰勝男人的激進觀念，造就了當今許多失去女性特質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間的惡性競爭、婚姻家庭關係的緊張。

人們在被黨文化變異了的婚姻和家庭中很難得到有精神上的歸宿感。女人要去頂半邊天，做男人要做的事，勢必使女人也變得像男人一樣強悍。家裏誰也不服誰，互相間的爭強鬥勝使家庭失去溫馨。男人抱怨女人沒有女人味，女人也恨自己的男人不剛強，窩窩囊囊。被女人壓制的男人，不再可能頂天立地，擁有男子漢的尊嚴，變成了「妻管嚴」。很多男人在家裏無法實現男人的尊嚴，就去家庭之外尋找女人對男人的順從和尊重，結果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人們更加淡漠對婚姻的責任感。現代中國社會的高離婚率和各種婚外情的氾濫，與家庭受到黨文化破壞有很大的關聯。

「男女都一樣」還表現在女性的著裝上。毛曾賦詩說，「不愛紅裝愛武裝」。其實，愛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人的天性。中國女人到底愛甚麼怎麼能由共產黨的男性黨魁說了算呢？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女人只能穿三種顏色：藍、黑、灰，服裝樣式也限於列寧裝、綠軍裝幾種。一旦有人敢於穿帶點花樣的衣服，輕則受批評，重則被批判。共產黨曾經專門派人把女人高跟鞋的跟砍斷、把好布料做的褲子用剪刀剪開。外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中國女人的無性化裝束，著實嚇了一跳，還以為中國窮到女人連裙子也穿不起，只好把丈夫的衣褲穿到大街上。

現在人們的衣服雖然花樣多了起來，可是黨文化灌輸的觀念還在頑固地發揮著作用。和其它國家的人相比，中國女人著裝不得體，說話粗聲大氣，不夠善解人意，行為也常常顯得無禮。嬌柔、優雅、端莊、細膩、體貼等女性美的體現，被共產黨破壞得所剩無幾了。

5．抗旱、抗洪、戰天鬥地，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鬥爭觀念

1）抗旱、抗洪、戰天鬥地

提到自然災害，我們腦海裡會自動跳出抗旱、抗洪這樣的字眼，浮現出排人牆、堵堤壩、人在堤在、嚴防死守等場景。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是：「與天鬥，與地鬥」。在黨文化的影響下，很多中國人相信，對於自然災害的處理，一定要用這種對抗的辦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戰天鬥地」被解釋成英雄氣概。然而以血肉之軀與洪魔做殊死搏鬥，堵來堵去，險情還是接連不斷，洪水還是衝決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並不是不可戰勝的。

對待自然災害，中國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給後人留下了很好的啟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們都十分熟悉。禹的父親鯀治水採用「堵」的辦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採取「疏導」的方法治水，逢山開山，遇坡築堤，疏通水道，依據水的流勢加以引導，最終使其歸海。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壩」，堪稱人類文化精華。川西平原因為有了都江堰，變水患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饒的著名「天府之國」。最為神奇的是，綿綿2200多年，它一直滋潤著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著天府之國。在全世界還沒有另外一個工程有如此之長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間的一條魚嘴分水淺堤，把岷江分為內江和外江。這條堤並不是去擋住洪水，而是在河當中，把洪水自動按四六分成，洪水季節外江六成，內江四成，而在枯水季節內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內江的水進「寶瓶口」向東灌溉川西平原。為進一步控制流入寶瓶口的水量，在魚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飛沙堰」溢洪道。內江水位過高，洪水經平水槽漫過飛沙堰入外江，保障內江灌區免遭水淹。過飛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渦作用保證泥沙不在寶瓶口前後沉積。整個都江堰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順應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對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為利，與自然和諧共處。

現代西方國家採用分蓄洪區減輕洪水危害，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勢利導之妙。而對普通居民，標準的防洪措施是離開家，事先買保險，家裏東西採取保護措施，儘量減少損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樣頂著大自然硬幹，逆天行事。

此外，中國古人認識到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警告，警示當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災禍就會到來。商湯登上王位的時候，天下大旱，於是湯王在桑林設壇向上天禱告，檢討自己的行為，災情因此而得到緩解。這就是歷史典故「湯禱桑林」的由來。

不論是大禹治水，都江堰，還是商湯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天災的態度：因勢利導與修德禳解，順應天理和自然規律。而中共信奉無神論，一直進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偉、光、正」自詡，當然不會把自然災害當成對其暴政的警告，更不會從而改過遷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國手段又深受鬥爭思想的指導，因此習慣於對自然災害進行對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論影響，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帶來的看得見的經濟或者農業利益，而忽視客觀和最基本的生態規律，只把自然當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很喜歡搞「大工程」，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折騰。為了在人們面前扮演無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膽量，中共愚昧地「圍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給中國人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和生態災難。

舉長江為例。中國自古有河患而無江患，是指黃河經常氾濫成災，而長江則鮮少水患。這是因為長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約有4000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奪取政權後濫砍濫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銳減至1000億立方米， 3000億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壞，相當於10個三峽工程（三峽蓄水能力不過300億立方米）。而中共圍湖造田，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在50年時間失去湖泊面積12000平方公里，超過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積的總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過植樹造林，涵養水土和放棄「圍湖造田」這種人工破壞的方式來實現，而中共黨文化詞典中恰恰沒有的就是「順應自然」。

中共在內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後撒上種子種莊稼。開始的三年由於土壤覆蓋著有上千年積累的腐殖質層，不用施肥即可獲得大豐收。然而甜頭也僅三年而已，莊稼沒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風吹起加上雨水沖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墾殖即毀壞殆盡，留給子孫不可逆轉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塵暴。

中共新疆兵團為了在鹽鹼地種莊稼，耗費每畝數千立方米的水「淹灌洗鹽」，即把土地用水反復浸泡，土壤含水量飽和後，下滲的水將耕種層中的鹽鹼帶到土壤深層。兩三年後，地下水位上升，將鹽鹼帶回地面，耕地無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剷除，只留下一片沙漠。僅50年代，中共用這種辦法就製造了200萬畝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終斷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綠洲也荒漠化，又是一個無法挽回的生態災難。

不僅如此，更有中共培養出的所謂「科學家」提出用原子彈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的口子，讓印度洋上的暖濕氣流經尼泊爾吹進青藏高原的瘋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戰天鬥地」。

在這種自然觀的影響下，人們為了經濟利益或政治目的，無節制地破壞自然環境，造成了今日中國的各種自然災害和環境問題。對於抗洪、抗旱，很多人習慣於看事情發生時的轟轟烈烈，卻忽略了造成自然災害的原因。實際上，造成中國目前各種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戰天鬥地」的黨文化思維。

2）黨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階級鬥爭觀念

經過長期的黨文化灌輸，人們在生活中「黨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階級鬥爭觀念。具體表現在，黨一旦對哪個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個社會或主動參與迫害，或歧視、疏遠被黨定為「異己」的人群，或對於被打擊的受害者保持戒懼和冷漠，而民眾的言論和行為，又進一步成為中共宣揚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的依據。

有人覺得如今中共並不搞階級鬥爭了，人們的思想都集中在經商、撈錢，大都政治意識淡漠，黨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並不大。還有一些人，自認為久經政治風雨歷練，早已看破黨文化的實質，厭倦了中共的政治運動，並不受其影響。

實際上，中共幾十年來發動的殘酷整人鬥爭，波及每一個社會成員。以無神論和鬥爭思想為基礎的黨文化結合這種遍及社會、每隔幾年重複一次的鬥爭形式，幾乎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人們或因為受騙、衝動盲目跟隨中共去作惡，或為了生存與利益而主動跟隨中共去整人，或出於無奈而對中共的運動不置可否，或由於厭倦而不願瞭解有關事實，其實都是在直接或間接配合中共加強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控制，都是在黨文化的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隨著中共的指揮棒起舞、衝殺。

因為受騙、衝動盲目而跟從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這種情形，今天瞭解一點歷史的人們都比較熟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間天堂」夢幻仍然被許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貫以謊言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人們出於衝動和受騙在中共的號召下做出許多匪夷所思的舉動。

如中共號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熱血沸騰，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幾個月的時間，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沒了農村。家家戶戶都把儲蓄的口糧無償上交給食堂。沒幾年，就出現餓殍遍野的慘象。

中共搞大煉鋼鐵，全國上下就得以此為首要任務，都搞土法煉鋼，鄉下人砸鐵鍋，城裡人拆鋼窗、卸暖氣管，用土高爐煉出來幾百萬噸甚麼用也沒有的土鋼廢鐵。同時很多農民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有人估計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當在二百二十萬噸以上。」河南省則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

中共提出除四害，於是連鳥雀都成了「戰鬥」的對象。男女老少揮舞掃帚，敲打鍋碗，喊聲震天，工廠鳴汽笛、汽車鳴喇叭，使眾麻雀驚飛，無地可落，最後嚇死累死。麻雀大減，害蟲卻大增，造成農作物大歉收，饑荒嚴重。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大紀元插圖)

1968年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很多人便熱血沸騰，數百萬城鎮大中學畢業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到農村和邊疆「戰天鬥地」，繼續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實際上是接受變相勞動改造）。

「文革」時中共鼓吹破「四舊」，很快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就成了打砸對象。無數文物被付之一炬。連名人祖墳，死人屍骨也是「革命」鬥爭的目標。孔子、王羲之、岳飛、海瑞、張居正、袁崇煥、蒲松齡……凡是史籍中掛了個名字的人，只要能找著，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墳。

(大紀元插圖)

中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屋前屋後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農民人為解決生活困難偷偷拿出些雞蛋換日用品，馬上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檢舉揭發。

這些造成瘋狂的破壞力和荒唐行為的事，跟「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這種盲目鬥爭心態是緊密聯繫的。

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隨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種典型情況。先說第一種。各級政府、司法、執法、監督機構的官員、基層職員是執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強迫他們就範，跟隨中共作惡。一方面中共層層下達了硬性指標，完不成就要丟烏紗帽、丟飯碗，另一方面中共又採取或明或暗的獎勵措施，用物質手段獎勵那些違背良心追隨中共作惡者。中國人十幾年來到處都在罵貪官、罵腐敗，但是中共有決心和力量打壓異己人士、民間信仰，有能力封鎖媒體、互聯網，就是不能根治腐敗，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給各級官員以貪腐的機會，通過這種隱性的獎勵，鼓勵他們聽隨中共的指揮棒打壓異己、鞏固政權。有很多民眾對於警察、城管人員橫行霸道、為非作歹都很氣憤，查一下互聯網可以發現網民對他們幾乎沒有好評。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給這些基層人員以非法手段「創收」的機會，鼓勵他們忠實執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時候「黨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後，開始時有大批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中共把各地上訪人數作為衡量當地「治安狀況」的指標，造成各地官員、警察不遺餘力地抓捕「上訪者」、以體罰、酷刑和罰款強迫法輪功學員保證不再上訪。各單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訪，全單位扣除獎金等等，用牽連措施迫使人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視法輪功學員。

(大紀元插圖)

此外中共把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轉化比率作為各級監獄、勞教所、拘留所的政績指標，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在這些機構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殺。很多官員、警察就告訴被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我們也是沒辦法，不然要丟飯碗」。各地610辦公室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非法的罰款已經是司空見慣了；而 2001年以後許多勞教所、監獄和醫院勾結，殘忍地進行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這都是中共給「第一線」忠實執行迫害政策者的隱性獎勵。

(大紀元插圖)

另一方面，因為中共全面掌控社會資源，人們的生計已經和是否聽從黨的指揮棒緊密相聯繫了，觀察風向保證自己不要闖到黨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們的另一種生活經驗。比如中共的媒體、各級官員遇到關係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黨中央」的態度明朗之前，一律閉口沉默、封鎖消息。本來發現疫情要盡早採取隔離措施、通知民眾防範傳染，發現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響的地區採取補救措施，這都不需要甚麼高深的知識，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體、官員在這種關鍵時刻生怕自己說錯話，跟黨中央不一致而丟了飯碗、烏紗帽，所以寧可違背良心也要跟隨中共的指揮。

「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還有一種表現，就是當「黨」的喜惡並無可操作的明確標準時，人們為了自保往往「寧左勿右」，表現得比黨的表面要求更過分。比如中共並沒有在明確規定在互聯網站點上含有哪些詞的文章要封殺，但許多網站版主出於自保往往劃定很大的封殺範圍，比如含有「自由」、「台灣」、「獨立」等詞語的文章、對話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識形態的，但很多網站把這些詞語都列為封殺的關鍵詞。

第二種，利用公開「批鬥大會」等挑動民眾的「革命熱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熱氣氛中，雖然很多民眾明知被批判的對象是鄉里、街坊的好人，但人們為了自保而努力表現出立場堅定，主動參與「批鬥、揭發」。比如中共奪權不久發動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就經常採用「群眾批判大會」，由黨定性，然後挑動民眾起來「控訴」，接著就隨意處死。往往只要當地中共「領導」點頭，下面的民眾呼應說「該殺」，就格殺勿論。在群情激昂中，沒有人敢對「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種，中共在運動中先打壓一批所謂「罪大惡極」者造成恐怖氣氛，然後迫使每個人自我「坦白」、「檢討」，宣佈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們希望早日過關的心理，使人們出於自保或投機而揭發陷害他人。這就使得人們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檢舉、揭發」親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場是站在「黨的一邊」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風運動」、1952年發動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等都是採取這種手法，迫使人們為了「過關」而互相揭發；1957年的「反右」運動更是採取了分配右派指標到各單位，強迫大家「揭發」同事。

自以為「黨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實還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經過幾十年運動，人們的思想變得更為複雜。相信共產主義的幾乎沒有了，對黨魁的狂熱個人崇拜也絕跡了，共產黨的假惡鬥很多人也看透了。現在共產黨發動政治運動時，面對的百姓同過去已經有很大的區別。人們已經不願捲入共產黨的那些政治鬥爭去了，除了少數心懷不軌想撈取政治資本的壞人，大部份群眾在這些運動中不再會積極主動地跳出來，而是覺得自己很超然了。這種「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細節和對錯，也不願去聽取別人的申辯和瞭解有關事實，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這是一種間接的「黨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現，在黨文化中，恰恰因為人們不信任黨，討厭黨、討厭政治，反而造成「黨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願捲入的人作壁上觀，表現出似乎甚麼也沒有發生的樣子。打個比方，當一夥盜匪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公然搶劫、強姦的時候，他們最希望的就是全體乘客都裝作聾子、瞎子，這樣他們行惡的時候就可以沒有任何壓力和顧忌，而受害者出於絕望也可能就不會激烈反抗。如有人覺得中共對異議人士、民間維權人士、民間信仰的鎮壓等等與己無關，甚至把放棄個人的良知、道德責任當作一種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讓中共對民間的打壓更加肆無忌憚。

另一方面，在黨文化中實際上很難真正地「超然」。共產黨絕不會允許真正的「超然」。你總得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上網站吧？偌大的國家，都是它的宣傳聲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裡灌。單位、學校、鄉村和街道委員會也都是傳達黨的聲音的通道。人們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覺地，以為自己「不參與政治」的人們早已個個都成「政治家」了。這時，如果不反抗中共從而解脫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極配合中共，那其實就是在十足地展現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裏還有「超然」可言？

共產黨的攻勢一來，覺得自己「超然」的人們，是這樣表現自己的「超然」的：黨說表態，就去表態，黨說籤字，就去簽字，黨說誰誰不好，就跟著說不好，黨說不要幹甚麼，就不幹甚麼，黨說跟誰決裂，就去跟誰決裂；黨把誰定了性，就不敢和誰接觸，甚至寧可聽憑中共的謊言灌輸而不敢瞭解受害者的真實情況。「超然」超在不跟黨「鬥」，「超然」超在「黨說幹啥，就幹啥」，「超然」超在「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這種「超然」，不過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說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參與中共政治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其實，這就是在歷史上沉澱下來的各種黨文化因素在新時期的綜合表現。

可能有人認為自己正是對政治反感，早已是「黨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麼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實就是這樣啊。人們現在覺得文化大革命是多麼可笑，琢磨著自己今天可別那麼傻了，那麼政治化了，可別參與甚麼派繫了。人們認為正是人們政治上的激情被共產黨利用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現在人們對政治的反感和冷淡應該保證不會再發生這樣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對法輪功舖天蓋地的迫害，人人都體會到是文革再現，而且其宣傳誹謗造謠煽動仇恨的攻勢藉助今天現代化的媒體工具比文革更是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過去的運動藉助了人們盲目的政治熱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運動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們對政治的反感、恐懼和「明哲保身」的所謂超然態度。造成的後果都是「黨指向哪就打向哪」，讓中共虐殺迫害民眾的行徑得逞。更可怕的是，由於今天人們的所謂「超然」和對政治的所謂「不關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夠更輕易地得手，更慘烈地展開，特別是當中共把迫害從地上轉向地下時，在背地裏更是使盡了陰毒的手段。

(大紀元插圖)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駛的火車，你只要坐在裡面，你就是火車的一部份，不管你動還是不動，是主動地動還是被動地動。「超然」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只有人們都跳出中共的黨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體中共，才能從源頭上杜絕文革的再現。

(大紀元插圖)

階級鬥爭觀念的作用與表現

「黨指向哪就打向哪」，那個「打」字有講究，那是中共階級鬥爭思維活生生的寫照。「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像嚴冬般冷酷」，「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好像不打不鬥就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共產黨自創立之初就建立了階級鬥爭理論（《共產黨宣言》稱「迄今為止所有存在社會的（文字）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其後這一理論又被馬恩列毛等發展。中共在奪取統治權之前需要鼓吹階級鬥爭理論，因為這是其推翻當時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中共建政之後，不斷開展階級鬥爭是其鞏固統治、殺戮異己的手段。所謂階級鬥爭理論成為了黨文化的基石之一。

鬥爭哲學造成了一種全社會隨時隨刻都可以調動起來的准軍事化心態，所以不管是哪一次大的運動，其動員速度都是驚人的。除了軍隊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外，各個工作領域都被中共稱為「戰線」，當然也是軍事化管理，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只要中共指出一個目標或一個方向，很多人就會立刻附和，一哄而上。在人們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會看到、聽到經濟活動被稱為「××戰役」、科研上「打一場攻堅戰」、職位調動叫做「趕赴新戰場」，甚麼都帶有「打」、「鬥」、硬幹的心態。不但在前面提到的「抗洪、抗旱」等對待自然災害的問題上採取封堵和鬥爭的辦法，在對待所有社會問題和矛盾上，中共的思路都是「鬥爭」和「強迫」。任何社會矛盾只要一露頭，中共便用暴力「消滅在萌芽狀態」。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在中共真正進行階級鬥爭，整人、迫害人的時候，表現就更變本加厲了。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謂的階級鬥爭，並不局限於「階級」之間的鬥爭。比如「歷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等等「階級敵人」在被批鬥之前，就早已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共產黨仍然把他們列為階級敵人，理由是，他們的思想、立場仍然站在「無產階級的對立面」。所以「階級」的劃分依據，實際上是人們的思想。思想不被中共認同的，一概被劃為階級敵人加以清除。

早年因為佔有生產資料而被批鬥的「資本家」，如今被稱作「企業家」，只要其思想、立場被中共認同，就可以被劃為「無產階級」，加入所謂「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成為中共黨員；一無所有的失業工人、失地農民則被視為不穩定因素，如果敢於上訪喊冤、表達不滿，說了中共不喜歡聽的話，則可以用武力鎮壓這些真正的「無產階級」。

在今天的社會中，「階級鬥爭」意識的外延更廣泛，表現更複雜，但其實質都是按某種標準把社會成員分類，對於不屬於自己的異類加以打擊。這種深入生活的「階級鬥爭」意識的具體表現有：強制別人按自己的意圖行事、不尊重他人；攻擊、貶低、抹黑別人，直接打擊對方的心靈、名譽和人格；不講道理，不好好說話；跟人吵、罵、鬥；善於使用權力、利益、生活條件、人的感情或者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和渠道，用各種辦法給別人施加壓力、把對方鎮壓倒、弄服。解決生活中、社會中的問題也很少考慮他人，從積極的、建設性的、把事情辦好的方面出發，常用的是鬥爭、帶有破壞性的一套負面手法。

每個人的個性、才能、工作、家庭狀況、財富多寡、生活環境、文化背景都不同，人類社會從古到今都存在著差異甚至矛盾。而共產黨把這些差異的原因歸結為階級，推行用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差異和矛盾，使得中國人看問題簡單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而忽略了人的思維和行為本來是複雜的，不存在完全的對立或者完全的一致，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或者認同也不可能建立在沒有矛盾或者沒有不同見解的基礎上。解決具體問題的方式，也遺忘了為人著想，傾聽他人意見，謙遜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西方的團隊精神，包容化和多元化也無從談起。稍微有不合或者差異，自然而然的就用鬥爭的手段解決問題。中國人的內耗內鬥現象每個人都深有體會，階級鬥爭的觀念從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發動的政治運動中，民眾尚需動員、威逼、利誘之後才能參與，那麼在其後的幾十年中，隨著人們的恐懼心在運動中逐步增長，隨著中共灌輸鬥爭思想、宣傳「黨的偉大」，跟隨中共的指揮棒起舞、衝殺就逐漸開始融入中國人的思想方式，成為日常思維、行動的自然狀態了。

結語

政治只是正常社會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黨文化入侵以後，中國人的私人生活被強行拖入政治。我們的傳統節日被廢除或者被篡改了內涵，我們被迫過黨安排的節日，把黨的喜怒哀樂紀念慶典當作我們自己的喜怒哀樂紀念慶典。婚姻大事要黨操辦，年輕人結婚時既無拜天地父母的儀式，也不表示夫妻恩愛相敬如賓，卻要感謝黨，向黨表忠心。

我們討論抗洪抗旱、控制生育問題時，應該意識到這並不是中共沒有科學決策，而是中共不可能科學決策。中共解決問題的指導思想不是科學決策，而是「鬥爭哲學」。「抗洪抗旱，戰天鬥地」反映了對自然的態度就是鬥爭。人口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投資教育和社會保障系統來解決，而中共偏偏放棄一切人道和溫和的做法通過殺人和強制來控制生育。宣傳「男女都一樣，女人半邊天」，則是鼓動女子與男人爭強，背後仍然是一個「鬥」字。「黨指向哪就打向哪」，一個「打」字也反映了「鬥爭」思想。

經過中共灌輸黨文化中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之後，中國人在生活中習慣用鬥的思想來解決具體問題。遇到矛盾的時候，想到的不是「有話好好說」，「退一步海闊天空」，而是用強制、殺人、群眾運動等鬥爭的手段。遇到與自然界相關的問題，想到的不是順應自然，而是硬著脖子逆天而行。

深挖「鬥爭哲學」的根源，則與中共的無神論與唯物論的宣傳有很大關係。正因為無神，所以不會敬畏天地，不會「仁者愛人」。這是鬥爭思想得以推廣的原因。

只有剝離黨文化，我們才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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