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歷史上，無數先賢身處危厄時，展現出令人肅然起敬的浩然正氣，于謙就是其中一位「時窮節見」「垂丹青」的民族英雄。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駕崩，年幼的英宗繼位，年號正統。正統初年，臭名昭著的太監王振因為有所顧忌，秉持「夾著尾巴做人」的原則，不敢過於放肆，之後，太皇太后和「三楊」不在了，「振遂跋扈不可制」。
侍講劉球因為向英宗進言陳述朝政得失，言語間含有指責王振之意，因而被王振投入監牢，並被王振的一個狗腿子馬順肢解了（馬順後來在大殿上被一群大臣痛打而死，也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大理寺少卿薛瑄平時不太拿王振當回事（「素不禮振」），結果，王振找了個其它藉口陷害薛瑄，差點要了他的命（「振摭他事陷瑄幾死」）。最搞笑的是駙馬都尉石璟，罵了自己家裏的閹奴幾句，王振認為他輕視自己的同類，彷彿自己也遭到了輕視，竟然把這位石老兄關進了監獄。如此睚眥必報，專橫跋扈，活脫一副小人嘴臉。可就是這麼個東西，英宗偏偏對他喜歡得不行，還稱呼王振為「先生」，把這個寸功未立的太監快捧上天了，皇上對他尚且如此，公侯大臣們哪裏敢怠慢，他們叫得就更肉麻了，「呼曰翁父」。一時間，大小官員們爭著賄賂王振，把這個馬屁都快拍腫了。
兩袖清風
然而，濁世之中也有清蓮，那個為社稷百姓可以不計個人安危的于侍郎，對權勢熏天的王振卻不屑攀附。有人勸于謙，進京奏事時即便不帶金銀，多少給王振帶些土特產去，估計少不了還有一番「寧可得罪君子，不可開罪小人」的「勸誡」，于謙對此瀟灑一笑，甩了甩兩隻袖子，答道：「只有清風。」並寫詩《入京》以明志，成語「兩袖清風」即由此而來：
絹帕蘑菇與線香，
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
免得閭閻話短長！
有這樣剛正不阿的人時不時到朝堂來逛逛，王振自然覺得不太舒服，恰巧有個名字和于謙相似的御史得罪過王振，王振又糊里糊塗地把這事和于謙混到了一起，看于謙就更不順眼了。正好有個叫李錫的通政使想藉機拍王振的馬屁，就給于謙栽贓了個罪名，把他判了死罪，關進大牢。沒想到，這下馬屁沒拍對地方，山西、河南等地的上萬名官員百姓跑到北京皇宮「集體上訪」（「伏闕上書」），要求留于謙繼續任山西、河南巡撫。
周王、晉王等幾位藩王也出來為于謙說話。這下王振看明白了：于謙是個好人，可不是個好欺負的人。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于謙官復原職了。
但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一旦有了「折騰」的「愛好」，是不大可能會自動停止的，沒過多久王振就折騰出一件更大的事來，而且在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烏龍的一場戰役－－土木堡之變。
土木驚變
明朝早期，蒙古勢力漸漸分為三大部：一為韃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為兀良哈部，居住在韃靼部的東南；另一個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樂年間，這三部懾於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後對明帝國稱臣。到了正統年間，瓦剌部出了個不甘寂寞的太師－－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領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餘兩部，勢力範圍東及朝鮮，西抵中亞細亞，北達西伯利亞，南逼明長城一線，大有恢復大元帝國昔日雄風的勢頭。
此時，明朝的軍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僅胡作非為，殘害忠良，廣植私黨，還通敵走私。他讓黨羽郭敬每年私造鋼箭簇數十甕，用王振名義送給瓦刺，瓦刺則回送他良馬。
明正統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國刁難其貢使為由，興兵南下。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在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訊傳到北京，朝廷震動。其實，也先來勢雖兇，也不過只有三、五萬兵力，和明帝國相比，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明軍如果調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將就可擊退也先。可是，王振卻想趁機炫耀自己的威勢，竭力慫恿23歲的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
平心而論，若說王振是瓦剌派來的特務，確實有些冤枉他，按民間俗語來說，這傢伙就是個「不知道自己一頓能吃幾碗乾飯」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歷史，再看看我們身邊的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務要大得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個不知道自己「飯量」的明英宗，這就成了明帝國的劫數。
英宗要親征的消息一經公布，群臣都吃了一驚，反對之聲迭起，尤以兵部尚書鄺埜和兵部侍郎于謙為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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