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因拍攝倫理問題而備受爭議，身在獄中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近日發文憶述，自己曾經有5年時間長期在鏡頭下被拍下紀錄片。他認為「人是生，同意書是死」，坊間對紀錄片討論的熱度能左右紀錄片在公眾心目中的定調。而「成熟」亦不必與「年長」掛勾，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礎是對等地平視而非俯視。

黃之鋒的Facebook於4月20日發文，題目是「關於紀錄片：由《給十九歲的我》到 《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講述他對紀錄片拍攝倫理的見解。他表示因《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這個紀錄片，他在少年時期已有跟拍攝人員打交道的經驗。

黃之鋒說，兩者相較之下，自己被拍的經歷來得較為順利，但他亦因此能更理解《給十九歲的我》主角們的顧慮與難堪，「因為我都曾經歷過，明白到忽然承受大量公眾目光的種種不容易」。

黃之鋒認為，一套紀錄片的迴響能夠對主角造成的影響，與是否成年沒有關係。16、17歲的學生對於紀錄片會造成的反應以至網絡迴響，可能比六、七十歲的長輩有更清晰的認知。

對於《給》片帶來的風波，黃之鋒指除關注哪一方需承擔責任之外，更值得探討各方對公映所造成迴響及輿論的認知落差，反問「2011年開始拍攝《給》的時候，家長、校方高層甚至導演等「成年人們」，當時有多少人有使用社交網絡的習慣？」

他續指，網絡生態迅速演變，對於在網上被人公開討論，相信主角們比起導演及校方高層等長輩，對此會有更敏銳的觸覺及整全理解。黃之鋒舉例指，在地鐵車廂、或進到餐廳時總覺得有人認得自己，難免坐立不安，忐忑地想「唔知對方點睇自己呢⋯⋯？」；還有在街上被路人截停說一大堆觀後感，略有尷尬猶豫萌生兼不習慣怎應對。「我猜這類情況多少有在幾位女生身上發生，因我都曾經歷過」。

黃之鋒認為，「人是生、同意書是死」，輿論氛圍更是千變萬化。紀錄片的公眾討論度越高，無疑會為片中的主角的現實生活帶來更多變化及或正或負的影響，而坊間討論的熱度同時賦予拍攝對象在公共領域的話語權，甚至超越導演和發行商官方宣傳的輿論影響力，左右紀錄片在公眾心目中具說服力的定調。

黃之鋒最後說，「成熟二字不必然與年長掛勾，天真二字亦不必與年輕劃上等號，與年輕人同行尤其重要的一點，其實正是不要時刻『凝住』對方是年輕人。當對方感受到被對等地平視而非俯視，方構成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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