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新的選制下,9月20日選委會選舉,過去能夠左右特首選舉結果的幾大地產家族只獲准派一位代表出席。路透社9月17日消息稱,香港地產大亨們被告知,北京不再願意容忍其壟斷行為,遊戲規則已經改變,重點是「對國家的貢獻」和「幫助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對於北京的「共同富裕」路線,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連日在媒體撰文,指富豪捐獻應出於自願而不能強迫,擔心大陸推出更多「共產」味道重的政策,使做生意越來越艱難,擔心搞成「共同貧窮」。

新唐人政經評論員傑森博士接受本報《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施永青的「諫言」應代表著香港一部份地產商對中共當局的不滿,他指,《港區國安法》已把香港變成政治上的內陸城市,富商傳統的政協影響力自然就失去了,他們在中共眼中的主要角色,從原來幫它在港維穩及扶持它要的政治人物,已變成像大陸富商一樣為黨服務。

港地產大亨「中共代理人」的角色不再

據傑森分析,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後,香港的富商特別是地產商,曾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他們跟中共形成了一套默契,「你允許我在大陸或香港賺大錢,我幫你在香港物色人,維持整個社會的經濟導向。」但是,未來中共在香港不需要代理人了,因為中共已派自己的人員進入香港。

香港富商「悶聲發大財」的日子已經過去,在傑森眼中,地產商更多的將是要為黨服務。「黨目前需要你做甚麼?比如通過(在)房地產上面所謂的回饋社會,最終來解決香港人民與中共之間的矛盾……讓他們這些商人來解決香港的民眾住宅問題。」

傑森認為,中共目前還沒有對香港地產商表現出特別的抱怨或厭煩情緒,只是初步告知其要求,「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比如哪個地方你得讓出來,你在哪個地方建房子房價不能超過多少。」目前處於溫和的「初級階段」,「畢竟幾個月前他們還是中共的座上賓,還是中共政協方面的支柱,此時此刻還不能立刻要他變成跪下的狀態。」

香港富商過去「在玩政治和經濟耦合的遊戲」,到頭來「他們的經濟問題也會被中共用政治問題加以暗示」。

傑森強調,中共歷史上對待有錢人,從來都是在它需要的時候奉為上賓;在它不需要的時候,能夠不被批鬥就已經很不錯了。「只要知道一點點中國(共)歷史你都不會奇怪,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只是發展得很快。」

中共將民怨及公益責任卸給富商

傑森直言,六四後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中共在現實中通常分不清人權和「豬權」,「它總覺得人對於政治上的訴求,其實最終都可以用經濟上的滿足來得到解決,那麼它覺得香港下一步的穩定,主要來自於,比如提供廉價的住房等這樣的事情。」
據傑森了解,去年很多消息爆出,2019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全面失敗後,中共官員的上報體系,不是從自身對民主的踐踏與對民情的失控方面反思,反而歸咎於「外來勢力」與香港的天價房,「暗示香港過去這麼多年賺的盆滿缽滿的這些地產開發商,其實是根本上造成現在香港社會不穩定的原因」。

「這群人(地產商)按照中共的思路,就是你促成這樣的結果,那你現在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商人變成,某種程度上講,要完成一個商人之外的社會(責任),比如說強迫你成為社會公益人士,在開發的過程中怎麼樣回饋社會。」

傑森判斷,由於現在中共整體左轉,用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掠奪騰訊、阿里巴巴等大陸富商,未來香港地產商無償捐獻也可能成為必須做的,原因是「中共本身是沒有財力來做這個事情的,甚至也沒有願望去自己掏腰包來做」。

習「共同富裕」蓄謀已久 勸諫者太理想化

中共在8月17日召開的財經委員會會議上再提「三次分配」,它的「三次分配」分別指,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進行的分配,是「第二次分配」;個人出於所謂「道德上的自願」,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份捐贈出去,是「第三次分配」。

傑森覺得,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撰文對此發表不同意見,還是考慮得太理想化了。事實上中共不需要任何外圍人員進諫,「習近平已經是七十來歲的人了,他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維體制……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共同富裕各方面,也是習近平全力延伸到這個階段。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以前不方便做,現在開始做了。」傑森補充說。

這包括將「共同富裕」延伸到香港,「這是他(習)蓄謀已久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媒體上發表幾句話,他能改變?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會引來麻煩,「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香港已經不是歷史上可以隨便說話的香港,如果他是大陸的一個商人,很可能現在已經在監獄裏待了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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