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當德國青年穆達偉(David Missal)告訴父母自己被中共當局驅逐時,他們說,聽起來像當年的東德。

穆達偉的父親出生在蘇聯控制下的東德,幼年時隨家人逃往西德。成年後,他有時會去東德看親戚,但他很少提及那裏的事。

不久前,穆達偉在柏林參觀了一處前東德關押政治犯的監獄;去年在台灣旅行時,他去了國家人權博物館——令人壓抑和恐懼的長長走廊,一間間監室和審訊室——他覺得這些地方有很多相似之處,讓他想起在中國的經歷。

「中國現在還是有這樣的地方,也有政治犯,也會被酷刑,被關押,」他說。「專制就是有很多共同的方面。」

在他眼中,這些灰暗的監牢卻也蘊含著希望。今天的台灣和東德已經不再是那個樣子,「有一天中國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裏,一條來自中國大陸同齡人的留言令他動容:

「我生活在香港,為今日走在街頭的同胞擔心害怕,也為同胞捍衛自由而感到驕傲。二二八的平反走了四十年,這讓我深受鼓舞。六四過去三十年了,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被迫沉默的人們也可以得到慰藉了吧?」

穆達偉是一名德國90後,講一口流利中文。過去三年裏,在北京、香港、德國生活。不論身處何地,中國的人權問題從未離開他的視野。

7月初,當第一名香港男子因觸犯「港版國安法」被押上法庭時,穆達偉買了一件印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T恤衫。

去年6月,他和上百萬港人一道走在「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的隊伍裏。他從來沒見過那麼多人上街遊行。

「今日我係香港人,」他在推特上寫道。

2018年,在清華大學讀新聞系研究生期間,因為拍攝維權律師紀錄短片《藺律師》,穆達偉被武漢警方短暫拘留,後被當局驅逐出境,他的微信帳號被封,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還發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

當年夏天,他被迫中斷學業,離開中國。很快,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邀請他赴港讀書,念新聞系碩士,為期一年。9月,他懷著興奮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飛機。

「當時已經有一些記者或活動者被拒絕入境,所以坐飛機的時候,下飛機之後,過邊境,一直很緊張,」一年前從港大畢業的穆達偉從德國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但後來幸好他們還讓我過來。」

「一國兩制竟然還存在!」順利入境香港後,他感嘆地說。

初到香港,穆達偉覺得那是一個跟中國大陸完全不一樣的地方:佇立在港大校園的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的「國殤之柱」、「六四」紀念館裏那頂被子彈穿過的頭盔;校園裏放映的香港年輕抗爭者紀錄片、課堂上百無禁忌的討論……他覺得這真是一片充滿自由的土地。

「雖然這個地方屬於中國,但是它可以是自由的。這真的是挺棒的,」他說。

對他而言,這種差異感尤為強烈,畢竟一個月前,他才被中共府驅逐;幾個月前,他還在清華大學旁聽《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那時,大家都在看愛國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他只看了10分鐘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和幾個月內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民族黨被禁止活動、《金融時報》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簽證被拒——讓他很快意識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蝕。

他為主張香港獨立的年輕抗爭者陳家駒拍攝了一部短片,從他的話語和眼神中讀出絕望。他也問很多香港人,十年後這座城會變成甚麼樣?沒有人知道。

穆達偉沒想到,哪裏用得了十年,這麼快,自由就消失殆盡了。當年他採訪的陳家駒目前流亡海外,他是因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被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通緝的六名海外人士之一。

穆達偉說,國安法通過前,他還一直抱著希望,相信港人會繼續遊行,繼續抗爭,但現在,他覺得悲觀。

「香港以前讓我們看到中國可以成為甚麼樣子,現在這個好的例子沒有了,」他說。「真的,我覺得特別可惜,香港現在看上去會變成和大陸其它地方一樣。」

如今,穆達偉在重洋之外望著他曾經生活過的城市。他原計劃去去台灣讀書,卻因為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被迫擱置。眼下,他在做有關北京對德國大學滲透的研究,也在網上公開批評德國政府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

「如果香港的自由沒有了,如果在新疆100萬維吾爾族人被關押……德國政府基上甚麼都不說,或只會說我們很關心這些問題,」 穆達偉說。

「我覺得都是廢話,」他說。

穆達偉說,面對當下局勢,德國政府當然應該制裁香港官員,當然應該禁止華為參與建設5G網絡。但是德國汽車公司的影響力很大,它們的游說讓政府官員缺乏明確立場。

曾經,穆達偉的理想是當一名駐華記者,現在他能為國際特赦這類關注中國人權的組織工作。

直到今天,穆達偉仍然被中國當局禁止入境,無法去北京看望他的朋友。今年中國新年,他在網上寫道:「我很想念在北京的時光,同時不後悔任何做的事。有一些理想不能隨便放棄,必須繼續做人。」#

(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