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害怕真相的代價,而我現在只想問謊言的代價是甚麼?

——瓦列里·阿列克謝耶維奇·勒加索夫(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

7月底,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他1月12日就發現深圳的一個家庭出現聚集性感染,意味著病毒人傳人:「我知道病毒傳染的效率有多快,可以伴隨著人搭乘航班到達數千哩之外的城市。」他立即向北京官員報告了這一發現,但新華社直到1月20日才發佈新聞稿,稱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確認中共病毒(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在這段時間差裏,多少帶病毒的人在不知情下將疫病傳播到四面八方?又讓多少被殃及地區錯失了應對的時機?

袁教授領導的團隊發表於《刺胳針,微生物(The Lancet Microbe)》的研究報告顯示,他們在3月初採集了452名從湖北返港之民眾的血液樣本,發現17人有COVID-19抗體。據此推算,截至3月初,湖北省5,810萬人口的真實染疫數字可能高達220萬人,為官方數據的32倍。而之前的李文亮等醫生被訓誡,之後的方斌、陳秋實、李澤華等公民記者被失蹤,除了李澤華於4月22日藉影片在社交媒體現身外,其餘兩人至今音訊全無。

雖然真相最終是無法被掩蓋的,但在獨裁專制的極權之下,尖銳的批評被消滅了,溫和的批評也不允許,就連沉默也被認為居心叵測,甚至讚揚得不夠賣力也是一種罪行!於是,方方的武漢日記也被圍攻。如此,被允許的只剩下一種聲音——謊言。如今全球都被COVID-19所累,即使你既不在武漢,也不在中國。這就是「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道理,所以索爾仁尼琴說:「對一個國家而言,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獨裁者,則因此而要消滅一切真話。今年3月有感於英美合拍的五集迷你連續劇《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以紀實手法逼真再現了震驚世界的蘇聯核事故,而寫下劇評《紅場上的那隻茶壺》:切爾諾貝爾釋出的最危險元素,並非銫或鈽,而是謊言;在巨大災禍面前,愛國從來是政客嘴裏的廣告詞,卻是升鬥小民的墓誌銘;沒有政府是可被信賴的,不受監督的政府絕對禍國殃民,甚而危害世界!

無論在劇中還是在現實生活裏,蘇聯科學院院士、切爾諾貝爾核事故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勒加索夫,都是以自殺作為最後的抗爭;篇首那句話,就選自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言。他在 1987年3月,出席國際原子能機構總部會議時,為了換取國家改進核反應堆設計缺陷的承諾而妥協,將事故原因歸咎於操作員違規;他沒料到,政府不僅未守諾,且要他繼續做偽證……於是,他不得不在審判庭上反戈一擊。

法官警告他:如果你認為蘇聯應對發生的一切負責,我必須警告你——你的立場很危險。克格勃也威脅他:當子彈洞穿你的頭骨,原因還重要嗎?只因為他太有名了,國家政權沒敢要他的命,還在名義上保留了他的職務和辦公室,但拿走了他的自由和工作,置他於不能與人交流的監視禁錮中。1988年4月26日,就在核事故發生兩年後的同一時刻,他懸樑自盡,殺身以成仁。

這一事件引起的國際震撼,迫使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另三座反應爐的控制棒設計缺陷被迅速確認、糾正。事實上,這個隱患早在1975年就被發現,但政府蓄意隱瞞,以致連核電站操作員也不明就裏;而蘇聯所有同類型核反應堆,都存在這一致命缺陷;直至發生核災變,仍脅迫勒加索夫欺騙國際社會與本國人民。1996年9月20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追授勒加索夫「俄羅斯聯邦英雄」,表彰他的「勇氣和英雄主義」。

有真相才有安全,有勇氣才有真相。勒加索夫在錄音帶中陳述:科學家都是天真的,我們過於關注對真相的追尋,卻沒考慮過鮮有人想讓我們發現真相,但真相就在那裏,不管我們是否發現,不管我們選擇看還是不看。真相不會在乎我們的需求或想法,也不會在乎我們的政府,意識形態或宗教,它會永遠在那裏等著被發現,這是切爾諾貝爾事故留下的禮物。

這個禮物也告訴人們:閉著眼裝睡,或睜一眼閉一眼的裝醒,都不是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安全選擇。COVID-19(中共肺炎)疫情,就是最新例證。《聖經》告誡世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這個道理,值得每一個人包括在位掌權者,思忖再思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