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副總統陳建仁2月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時說,SARS發生是從廣東開始傳到香港,中共也不提供病毒株,台灣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那時候台灣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中華民國總統府27日公佈陳建仁接受日媒專訪內容,他被問到「在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台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陳建仁暢談當年SARS的防疫說,2003年台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時,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未知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他說,在那時最重要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時,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台灣在第一波散播時,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感染了回到台灣,台灣才有感染病例。

「SARS疫情在台灣剛開始時,台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他說,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台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裏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

陳建仁表示,當時有些的士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裏關了很多跟SARS無關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當時跟民眾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佈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裏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台灣SARS防疫 美國CDC幫忙提供病毒株

他指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

「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他說,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地把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台灣時,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陳建仁指出,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時他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台灣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後,APEC(亞太經合組織)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時,他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大家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台,看台灣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及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他說,那一段時間台灣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他強調,「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他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他說,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忙台灣,「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他指出,所以台灣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

陳建仁表示,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台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裏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台灣就是一個破洞,也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台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台灣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台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台灣是比較低的。」他說,WHO宣佈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台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台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

他強調,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台灣當作孤兒,把台灣放棄掉。這個造成台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台灣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

陳建仁說,台灣在跟美國CDC合作時,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台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

「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陳建仁說,他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裏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他表示,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台灣拿到病毒株,讓台灣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台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