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南海權鬥、中聯辦內部派系及本土民建聯「傳統愛國派」及目前得勢的那些「忽然愛國派」之間的矛盾造成北京對待香港反送中事件策略的左搖右擺、忽上忽下,這也無可避免地反映在香港政府內部和警隊中。當運動發展超過一個臨界點之後,因為缺乏一個貫穿一致的核心精神,北京變得手足無措。這會出現不可預測現象,因為最後決策將被體制性慣性所左右,而可能出現最意想不到結果。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到今天,擺在面前的只有兩個結果。第一個是北京做出退讓,推出香港特區政府和部份中央治港官員作為替罪羊,給出充份的緩和空間,逐漸消解香港市民的憤怒情緒,使香港社會治理暫逐步回到梁振英之前的局面。第二個,則是中國政府繼續強硬壓制,最後大爆煲,一國兩制壽終正寢,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徹底消失,中共政權也隨之付出巨大代價,甚至中共解體。

不自由,毋寧死!基本上是香港未來的寫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態度,自由對數千年的人類歷史實是一種奢侈。正如中國人所說,由簡入奢易,由奢入簡難。已經享受過多年大致的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無論如何難以接受倒退入一種專制的生活模式。這是問題的癥結,從未享受過真正自由的人難以理解。

從宏觀角度看,這個道理其實更簡單明白:自由港,沒有自由,就沒有香港。

過去的三個月發生在香港的運動,本質上是兩種制度和社會模式的衝突。拋開複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人類對自由本身的追求是永遠無法消滅的。

事實上,在如何對待香港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而特別擔心香港一國兩制消失的人,恰好是中國的權貴階層。這同樣和自由有關。權貴階層因為擔心香港自由經濟體制消失,使他們失去了一個可以自由挪動資金或者資本的渠道,因而不願意香港的自由經濟體制消失。他們未必喜愛自由的社會和政治體制,但他們絕不會反感或者抵制香港基於自由市場經濟原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

1997年之後,中共傳統的治港機構並未獲得最大的利益,包括原先存於香港新華社、後來變成了中聯辦的中共香港工委,包括中共在香港的核心組織如工聯會、民建聯等,也包括傳統的中資企業等。獲得最大利益的是97年後全身投入中國大陸商業的資本家,他們多與大陸官員以及高官子女合作,在商業和政治上牟取巨利。

後者恰好是習近平上台後受到打擊的對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開始的時候,他們對香港的事情幸災樂禍,甚至很多時候火上澆油。但當問題嚴重危及香港自由經濟體制的時候,他們的擔憂比中國一般官員甚至普通香港人更甚。而中共傳統治港機構,在反送中的危機中也有他們的利益和考慮,他們希望北京最高權力機構改變過去20多年的政策思路,更多依靠傳統體制,也就是他們這批人來治理香港,而不是依賴那些「忽然愛國派」。

在中共內部,經濟官員和主管行政的地方政府,會更加務實地對待香港,因為香港確實對中國的經濟有極大幫助,但宣傳、理論、政策、黨務和意識形態的部門,則會傾向強硬政策。

這些矛盾造成了北京對待香港反送中運動策略的左搖右擺、忽上忽下,這也無可避免地反映在香港政府內部和警隊中。當運動發展超過一個臨界點之後,因為缺乏一個貫穿一致的核心精神,北京變得手足無措。這會出現不可預測現象,因為最後決策將被體制性慣性所左右,而可能出現最意想不到結果。

中國歷史上,類似情況經常出現。封疆大吏以「養賊自重」的方式從朝廷獲得更大權力和更多資源,最後導致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即使最後抹平了亂局,但傷害太大甚至動搖了國本,然後身不由己地進入朝代末期的動蕩。我們可以看到,梁振英時期,他和中聯辦合作撕裂社會,為不穩定埋下基礎,直接催生了「港獨」,並極大促生了港人對中央政權的極度不信任。

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人救災捐款 250多億港幣,佔全球捐款的一半以上,港人對中國的情感可見一斑。十年過去,往事皆非,吉凶流轉,又豈是人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