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專制體制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是最高權力的代際更替。這個問題,我們以前討論過多次。古代的君主制,最高權力更替依靠血緣關係,而現代民主社會,則依靠全民選舉。無論是哪一種方法,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社會基礎。但現代專制體制卻無法解決這一難題。 「為甚麼是他?」這個問題,是一個難以撥開的烏雲,總是罩在現當權者的頭頂上。三兩個實權掌握者私下討價還價的妥協,既不公開也毫無程序可言,說服不了社會大眾,也說服不了統治集團本身。

這個特點,造成了現代專制體制最高掌權者的危機感比人類社會任何一種已知的權力結構更為嚴重。於是出現了一個極為怪異的結果──掌權者必須成為聖人一般的人物,他必定要高瞻遠矚聰敏絕倫,他不會出錯,英明偉大,不但是一個慈悲善良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掌握了所有社會事務細節的超人。非如此,最高掌權者的「合法性」就無法保證。

當然,這樣的人物不可能存在,於是自上而下的「強迫信任」也就必定發生。

這就是現代專制體制必然要管制媒體和資訊的原因。但在互聯網的時代這會變得極為困難,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大陸表面上的萬馬齊喑,只能證明其內在衝突和矛盾的嚴重性,以及當下中共最高權力的脆弱。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兩個月來如火如荼,表面上反映的是香港社會對共產黨所操控的中央政府的高度不信任,但實質上是兩種社會體系的根本性衝突。我們拋開所謂專制和民主的褒貶問題,只著重在這兩種體系的性質本身,也依然可以看出這種衝突的必然。

公正地說,九七年之後,中共對香港雖然進行了大規模滲透,但基本上仍然在表面上維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即北京並未直接插手香港治理的主要事務。這種情況,在雨傘運動之後發生了徹底改變。北京的態度其實相當簡單:既然港人無法自己妥善治理香港,那麼就不要怪中央來越俎代庖了。2016年之後,中聯辦大量插手香港本地事務,北京也以各種方式,增加了對香港政府的控制力。

在一個現代社會看來,三年前的雨傘運動是一個常見的社會現象。無論在美國、英國或者其它歐洲國家,類似的運動甚至動盪都不是罕見的情形。這種周期性的動盪,有如人類的感冒為人體提供了更多的抗體,動員和鍛煉了人體的免疫機制,從而使身體更加強壯和健康是一樣的道理。但在現代專制體制的管理者來看,專制的政治沒有這樣的包容性,社會混亂的情形是不能忍受的,他們既缺乏理解這種狀況的想像力,也缺乏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政策和工具。

坦率地說,筆者從來不看好香港的一國兩制。香港既不能在物理距離上脫離中國大陸,更無法從文化上斬斷聯繫,香港政府的權力,也不能擺脫其須來自北京的現狀。於是,一個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矛盾,遂不可避免地展開全面衝突。更為不幸的是,香港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最富庶的城市,中環如煉金術般的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在中國大陸經濟下行的時刻尤為重要,所以北京的手只會不由自主地越攥越緊。

不解體中共,不改變大陸社會的封閉性質,港人終究難保曾經擁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