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悅台灣（3）

我在台灣的大學裏學到了一個基本知識，那就是在課堂上對於「中國」的稱呼。

眾所周知，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敗給「中國共產黨」的所謂人民解放軍之後，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台灣從此受到「中華民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雙方自彼時反目到現在。

在台灣內部，有一派人主張台灣獨立，欲取得世界的承認，也有一派人積極尋求與中國統一。如果你是以「台灣」、「大陸」來稱呼，就會被視為統一派；而如果你以「台灣」、「中國」來稱呼，表示你承認兩地各為一國，強調台灣具有不同於中國的獨立性。

在日本人看來或許是瑣碎的事，但對台灣人卻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牽涉到自己對政治及文化認同的立場。即使是細微的用語差異，也會成為這個人所依歸、所自我認同的佐證，必須加以留意。一位教授如此告訴我：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也不是它的附庸國。台灣吸收了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汲取島內各種文化的多樣性而形成獨特的社會形態。台灣雖然與美國、日本、中國沒有正式邦交，也無法在聯合國取得席位，但沒有人可以動搖台灣在文化上的自我認同。台灣是真實存在的。」

我以電影史研究者的身份進行演講及授課的主題有：日本紀錄片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的變化、與李香蘭有關的性別（Gender）問題、日本電影裏的沖繩表象、滿洲國「啟民電影」（宣傳片）分析等。

聽眾為一般學生、研究者、教授等，他們都很認真地回應我的談論。尤其是我到一九九九年大地震受災嚴重的台灣中部幾所大學演講時，我們針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核災相關拍攝行為的道德標準問題，進行了誠懇深刻的交流討論。

在授課和演講的空檔，我常到台北電影資料館觀賞館方收藏的台語電影。這不是國民黨政權以中文製作的大型反共電影，而是運用台灣民間資金拍攝的小規模電影、是以台語製作的B級娛樂電影。就我所知，除了台灣人之外，關心這個議題的只有一位摩洛哥的女性研究者。

此次並非我第一次來台灣。其實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只要有機會我就往台北跑。但不知為何，每次的訪問行程總是來去匆匆。就我造訪全世界都市的次數而言，排在巴黎、首爾、香港、紐約之後的，應該就是台北了。但每次造訪的幾天都住在飯店，訪問目的是參加學會發表或訪問電影導演拍攝的新片，根本沒有時間以某一處為據點，用較長的時間與人們接觸，或者參加民間宗教巡禮活動。我一直被這個不充足的感受困擾著。就這一點而言，我在南韓的時候，相對地幸運多了。我無法創造一個能夠跨越電影評論這個狹窄領域、直接面對台灣文化的機會。

在我滿六十歲時，我下了一個決心，並且實踐了。我辭去日本多年的大學工作，打算專心從事寫作。當此事實現後，我馬上想到的，便是長期居留台灣。我已經從無聊的授課和教授會議中解放出來，開始走向實踐多年來的夢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