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常有人提起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音樂潮流,並稱之為「懷舊」或「集體回憶」,而那些音樂和影視藝術是基於甚麼基礎上產生的?之前那個大時代背景下香港音樂的樣貌如何……則鮮有人提起。音樂史學家周光蓁教授所著的新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較完整記錄了30至50年代日佔、世界大戰、國共內戰及戰後那個大時代時期,香港無邊界,以及政權更替前後的香港音樂發展歷史。極具史學及音樂發展參考價值。

「將來我們這批人不在時,你要問也問不了。這些歷史是不可以沒有的,不可以沒有的。」──這是女高音歌唱家費明儀女士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周光蓁教授訪問時,病塌上所講的終前寄語。

重現當年的文化風貌 

費明儀女士。(大紀元資料圖片)
費明儀女士。(大紀元資料圖片)

在費明儀老師生前的倡議和推動下,香港音樂史學家、資深樂評人、音樂專欄作家周光蓁教授歷時兩年著作25萬字新書《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0s-1950s)》。書中收錄了10位香港音樂界及政界名人的口述歷史,包括Uncle Ray郭利民、林樂培、沈鑒治、費明儀、盧景文、何承天、Tony Carpio東尼·卡比奧、蕭炯柱、黎小田及羅乃新,他們於二戰前後(1930s-1950s)與音樂結緣的過程。

除他們的口述歷史、個別人的回憶外,周教授還棄用第二手資料,直接查詢了五、六千條中英文舊報紙內容,最後梳理整合那些碎片化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1月至1959年12月的按年大事記,都一一詳細記錄下來。書中配以珍貴的當年人物照片,還有罕見的舊收據、舊合同,甚至是報紙上登載的名音樂家招生的分類廣告,都一一收納書中……較完整地勾畫出那個大時代背景下香港上流社會的文化生活樣貌。極具史學研究及音樂發展參照價值。唯一遺憾的是,因粵劇題材太大而無法收納其中。

周教授感觸表示,這段歷史需要「搶救」!現出版的書中人物已經同當初擬定時有些不同,因在著書的兩年期間,有人不幸過身,包括倡議者費明儀老師,都在親筆修改了按年大事記之後離世。另有現存者因年事已高難以訪問或遭婉拒。因此,能夠及時訪問到那個時代的親歷者見證者,寥寥無幾的幾位音樂家,並令此書得以問世,可以說是天佑其成。

因此,自稱「學院派」的周光蓁直言:「我有一個天真的想法,想將學院的東西拿到民間,做一個普及讀物。我希望除了廣大的愛樂者或者對香港早期(音樂)歷史有興趣的人之外,希望也可以成為音樂學者做參考的一本工具書。」他說,大事記「原汁原味」,具參考價值。

他並揚言:「我想通過這個機遇,重寫1930年到1959年那段歷史,通過音樂作為一個題材,看當時的文化風貌是怎樣的。因為我不滿意現在的人對當時香港的認知。現在大部份人對香港的認知受現在的形式局限,甚麼都『政治』,甚麼都『殖民地』。香港是不是『殖民地文化』呢?」他用1941年日軍棄用英國東西的講法鄭重否認了「香港是殖民地文化」的標籤。

海上音樂絲綢之路

在《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書中,幾乎每一位口述者所講出的內容,都有令周光蓁教授驚喜的地方,他甚至常常驚呼:「原來是這樣的!」他幾次眼濕濕說:「只可惜這句話我不能對費明儀老師講!」

他說,30到50年代的那段歷史亦是無邊界歷史。當時香港無邊界,南來北往暢通自由,60年代漸有了自己的邊界,直到70年代才成為一個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

當今時今日人們大談「一帶一路」時,周教授卻稱他追溯到19世紀初,發現香港是一條真正的「海上音樂絲綢之路」。由日本起→北平→上海→香港→馬尼拉→南洋,有一條這樣的路徑在,而始作俑者就是當時的一位駐東京的拉脫維亞裔演藝經理人A Strok。以東京為基地,他專門為國際著名音樂家和樂團安排東亞以至東南亞的巡演事宜,而香港是其中一站。

20到30年代期間,世界頂級小提琴家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結他巨匠塞戈維亞(Andres Segovia)、鋼琴家海費茲(Jascha Heifetz)以及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等鼎鼎大名的音樂家全部由Strok安排由東京→上海→新加坡→香港,沿著這樣的途徑,一路巡演過來香港。那時沒有飛機,全部搭船過來。

令周教授驚喜的是,30年代的香港竟然還有西洋歌劇足本的演出。更「匪夷所思」的是,「景星戲院」(現尖沙咀「新聲大廈」原址)一日演幾場而每一場都是不同的足本歌劇。他說,那時的音樂商業元素較低,樂手們隨意演出,隨興加場,同現在的商業模式很不同。但是屬於少眾、上流社會的文化生活。不過,都可令我們一窺舊香港的文化素養和社會氣氛。

大時代下的一塊綠洲

香港當時的特色就是這樣,它不是給你避難,而是給你大時代下的一個綠洲。
——周光蓁

沈鑒治與父母。(翻拍自《香》書圖片)
沈鑒治與父母。(翻拍自《香》書圖片)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隨著上海、廣州等地淪陷,大批文人落難來港,音樂家、電影製作人及合唱指揮沈鑒治是其中一位跟隨父母從上海來港的,媽媽來港後,卻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意外地成為一名古琴大師。

在沈鑒治的口述歷史中,可以看到他的母親蔡老師是如何在日軍轟炸的日子,夜闌人靜時仍在彈古琴,以及後來成為一名古琴大師的傳奇經歷。周教授慨言:「香港當時的特色就是這樣,它不是給你避難,而是給你大時代下的一個綠洲。整個大陸兵荒馬亂,香港無端端卻有一塊這樣的綠洲,給一些被迫害的候鳥飛來喘一喘息,而在喘息的過程之中,卻成為大師。」

周光蓁教授斥責時下一些人對香港的錯誤標籤,認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或者是「間諜出入的地方」。他覺得很可惜,香港不只是這樣的身份。當你看到1940年在紀念魯迅60歲冥壽時,小提琴家趙不煒特為魯迅作了一首歌,並用小提琴演奏出來,而當時的主持是許滌生,讀那個詞出來的是蕭紅……這些名人全部在香港出現。因為當時整個中華大地,香港是唯一一個還未淪陷的地方。因此,他建議用「中西文化雜處」來形容香港比較貼切。

他說,當年宋慶齡來香港籌款;舞蹈家戴愛蓮在英國受訓期間,亦特地從英國搭船來港,住在半島酒店編舞籌款,遇到大陸來的漫畫家葉淺予(第一任丈夫),他們的主婚人就是宋慶齡;1952年張愛玲從上海落來香港……「在橫風橫雨的大時代,香港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空間。我這本書就是講這小小空間上面發生的音樂。」

他說,戰前有大批難民來港,戰後的規模更大。1949年政權更替後,大批文人來了香港。「如果無上海那些文人戰後落來香港,香港永遠停留在粵曲粵樂的年代。他們帶來的不只是百樂門式的爵士樂,還有費明儀這樣的女高音……」當時不只是單方面大陸的人落來香港,亦有人選擇返上去。周教授感嘆:「為甚麼50年代中港融合得這麼好呢?!」

他補充說明貫穿在50年代的歷史,大都圍繞「去」和「留」的問題。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北上(文革後後悔),亦有文人認為香港是殖民地,不值得留下屈辱於英國人,而將香港作為跳板轉去台灣等其它地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