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百花齊放對現在是值得思考的。當我們的條件這麼好的時候反而就比較單一?因為很多都是從上而下的:靠政府批錢,靠康文署安排場地。但是,當政府不是作為一個主辦者而由民間自己去做的時候,如何呢?

——周光蓁

樂手以前的開心日子

生於Carpio家族的實力派歌手杜麗莎,其父早年是香港出名的「鼓王」。周教授訪問了這個音樂世家的另一位菲律賓音樂人、杜麗莎的叔父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這個戰前遊走於上海與香港之間,演奏古典及輕音樂的主音結他手、樂隊領班及音樂總監。日佔時期,東尼又與一眾落難的國際樂手留港演奏交響樂等,可謂經歷了香港音樂轉型的幾個階段。

訪問中,東尼提到1958年時值18歲的他入行後在香港夜總會演出時受歡迎的快樂情景,那時人們邊吃、邊聽歌,並出來跳舞。他說:「我感到很受尊重……尤其是華人,對音樂十分內行。」

周教授還興奮地表示,東尼的口述令他大開眼界:那時的夜總會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樂隊保持著90年代卡拉OK洗禮前的原本樣貌,各駐場樂師會專門訂造西服制服,「端正的儀容,頗有戰前摩登上海以至歐美爵士大樂隊的專業形態。」東尼說:「那個時候客人表示讚賞不光是鼓掌,而是來到舞池跳舞。一首歌沒人跟著跳舞,那就等於我們演得不好,我們會馬上改演其它類型的歌。」

東尼並在口述篇的最後說:「現在香港個別餐廳、會所也有現場音樂演奏,但都是小型爵士樂隊組合,以前20人或以上爵士大樂隊的時代已經不復返,更遑論附有舞池供客人跳舞。說真的,以前的日子,大家可真開心啊!」

菲律賓音樂人、杜麗莎的叔父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戰前遊走於上海與香港之間,演奏古典及輕音樂的主音結他手、樂隊領班及音樂總監。(翻攝自《香》書)
菲律賓音樂人、杜麗莎的叔父東尼卡比奧(Tony Carpio),戰前遊走於上海與香港之間,演奏古典及輕音樂的主音結他手、樂隊領班及音樂總監。(翻攝自《香》書)

音樂曾經百花齊放

1933年清拆的舊大會堂(現滙豐銀行總部及部份中銀原址)是1869年民間籌款建立的大會堂。那時的音樂堪稱「百花齊放」,除了上流社會殿堂級音樂外,1930年成立的民間「音樂社」則在戰前和戰後活躍於民間,並上電台演出,直到1957年才慢慢消散。

尤其是1937-38年,抗戰開始,出現了很多有組織或無組織的「歌詠運動」,黎小田的父親黎草田就是當時的愛國活躍份子,在中環半山的YMCA(基督教青年會)舉行華人音樂表演及籌款活動。周教授說,30年代香港音樂百花齊放,還體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樂團,並有功能籌款活動。

在百花齊放的表演形式中,周教授著墨不少在「璇宮」的描述和記載。他說,50年代時費明儀主要在學校和教會等地演出,而當1956年她第一次進入北角璇宮戲院(現皇都戲院)演出時,她覺得那一刻是她的職業生涯的開始。因此要清拆戲院時,她在病床上呼籲「不要拆」!

璇宮是1951年有「娛樂鉅子」之稱的俄羅斯猶太裔藝術經理人歐德禮(Harry Odell)斥資興建的。歐德禮「以商養文(文化節目包括古典樂、芭蕾舞等),也將香港寫進國際音樂藝術版圖,為10年後大會堂開幕積累軟件經驗,例如演出贊助、宣傳、購票、培養聽眾等,歐德禮幾乎隻手改寫香港演藝發展歷程,功不可沒。」

周教授說,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一分錢都不給,歐德禮「以商養文」,用播電影賺來的錢去從事他鍾意的古典音樂活動,並邀請極之大名的人來香港演出,「講你都不信,世界上最顯赫的一級音樂家都在那裏演出,英國鼎鼎大名的鋼琴家所羅門(Solomon),20世紀頂級英國作曲家之一的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及其男高音拍檔皮亞士(Peter Pears)。」他說,口述歷史中的幾位亦是通過歐德禮請來,從此踏上音樂路的,如何承天、蕭炯柱、盧景文及沈鑒治。

政府由不干預到主導

藝術發展局前局長陳達文在為《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書寫的序中稱,30年代港英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態度是「積極不干預」,即政府不給錢。

提到早年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周教授笑言:政府卻是「積極參與」,那時的港督夫人或幕僚都積極參與表演,甚至讓出港督府來做表演場地,可見政府無錢「干預」,卻有興「參與」的鑑賞力和文化素養。

從30年代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到1954年開始的政府主導,周教授認為,「當年的百花齊放對現在是值得思考的。當我們的條件這麼好的時候反而就比較單一?因為很多都是從上而下的:靠政府批錢,靠康文署安排場地。但是,當政府不是作為一個主辦者而由民間自己去做的時候,如何呢?」

他認為現在很難跟過去比較,因為當政府主導時,整個模式就定型下來。而當公帑牽扯在內的時候,就要跟隨政府的許多規定。如果民間自己搞,不牽扯公帑問題或有自由自己做,也確有民間樂團的表演好過政府主導的。但周教授認為,「藝術的東西你要看台上演出的是甚麼,不理是民間或者政府搞,你要看出來的效果,同誰主辦我覺得無直接關係,他有這個料就這麼個料了。」

輸在起跑線 樂在終點

周教授說,從10個口述歷史者中,有一個有趣的調查比例。10個之中有6個在香港出世,4個不是,6:4的比例。至於家人是不是音樂家,就5:5。是不是自由選擇學音樂,就9:1,9個是自由的,1個不是自由的,那就是從小叛逆父意的黎小田。他說,「整個過程觸目驚心,令你聽到都打冷戰」。黎小田做童星時,父親曾經在片場搶下他彈的結他摔在地上並用腳踩,對一個弱小心靈的傷害可想而知。最終,他16歲離家去英國後選擇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路。

黎小田不理會父親反對,堅決走音樂路。他做童星時,父親曾在片場搶下他的結他摔在地上並用腳踩。他16歲去英國後選擇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路。
黎小田不理會父親反對,堅決走音樂路。他做童星時,父親曾在片場搶下他的結他摔在地上並用腳踩。他16歲去英國後選擇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路。

周教授說盧景文是「輸在起跑線,而且輸到盡」的一個案例。1937年出世的盧景文12歲(1949年)入男拔萃書院時,一個英文字都不會,降兩個班才入到學,而且英文差到甚至被老師摑一巴。6年後(1954年)他居然可以在中英樂團吹圓號,一個19、20歲的男仔,既是校隊最Top的守門員,還是跳水運動員,負責戲劇佈景,而且從1956年開始寫報紙專欄,並在《南華早報》開了一個四格的卡通專欄,將自己喜愛足球和音樂的樣子畫出來。周教授感觸表示,這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成功個案。

盧景文參加中英樂團,吹圓號。(翻攝自《香》書)
盧景文參加中英樂團,吹圓號。(翻攝自《香》書)

《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封底寫道:「從十個口述個案,帶出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一個人的音樂成就,是先天還是後天所決定?學校音樂是手段還是目的?成功是否贏在起跑線?音樂與功課是互補還是相剋?」以及「香港是個文化沙漠嗎?」……相信讀者自己會在書中找到答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