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以來，中共政局急劇惡化，蠢招迭出，內鬥自是昏天黑地。然而，一些媒體上先後流傳的所謂習王（岐山）鬥、習李（克強）鬥，似不得其實。本文僅談「習李鬥」。
近日李克強有兩個話題引起熱議。一是6月1日至2日，李克強在山東考察時，點讚「地攤經濟」，稱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旋即，多省市跟進，放鬆監管，甚至江西九江瑞昌市城管主動邀請擺攤。然而，「地攤經濟」尚未 「火」起來，涼水就迎面澆來。《北京日報》6月7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還有「央視熱評：『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等等。各地也表態不一，如吉林力撐 、北京深圳明確不支持、大連取締。
一是5月28日，李克強在全國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談道，「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這戳穿了中共的盛世謊言（宣稱2020年將「實現全民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引起軒然大波。推特和社交媒體廣傳一份「李克強檢討書」。檢討書聲稱：習近平與趙樂際代表政治局，與李正式談話，指李擅自說出全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真相，造成了極其不良的政治影響。
此外，年初在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決策過程中，習李立場似有不同。旅美學者韓連潮1月26日推文爆料：國內朋友轉來的信息稱，國務院月初就建議參照SARS防治方案，提升武漢地區傳染病戒備，但中共中央以怕破壞中國新年氣氛為由而拒絕批准。
根據以上三條，能否得出習李鬥的結論呢？顯然不能。固然，習李在具體政策上不同，甚或政見有異，但是，李既無能力也無心力與習相鬥。
第一，習是「核心」，一再強調「兩個維護」，李無多大騰挪空間。
習對中共現任高層的控制，有如下三個動作。第一，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對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的對照檢查發言進行總結。第二，習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五大機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法、最高檢）的工作匯報及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這2個動作，習創設於2015年，仍嫌不夠， 十九大後的第一時間習又創設了第三個動作，即中央政治局成員向黨中央和習近平書面述職（今年因為疫情尚未見報道舉行）。因此，中共枱面上一切圍著「核心」轉，李的活動空間相當有限。
第二，李雖主掌國務院，但在習「黨政合一」思想指導下的最近一輪黨政機構改革中（2018年），黨權擴張、國務院權力削弱。
例如，意識形態領域，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和電影；公務員管理方面，將國家公務員局併入中央組織部；宗教、民族、僑務等方面，將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併入中央統戰部，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歸口中央統戰部領導；等等。
此外，習集中軍權，自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隊不再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雙重管理，而改為由中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人民日報》評論稱，這是「確保黨對武警部隊絕對領導的重大政治決定。」
第三，李之弱勢，表現出並無與習相鬥之心，更遑提取而代之。
2007年中共十七大，習李雙雙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在中共歷史上頗為罕見，被稱為「雙接班制」，外界一度以為習李將平分秋色。然而中共政治是以實力說話的。實踐很快證明，習李不是平行關係，而是主副關係。高新在自由亞洲電台的專欄文章裏，對此多有解說。這裏僅舉兩個例子。
其一，習自2013年起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從「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經濟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重新定位為「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委託進行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政策決策的機構」。從議事機構到決策機構，表明國務院在經濟工作上的相對自主的權力到了李克強這屆總理已經大打折扣了。
其二，李克強每次政府工作報告都提習，而李的前任溫家寶的十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每篇都是直入主題，沒有一次在開篇中提及時任總書記胡錦濤的名字，而溫家寶之前的朱鎔基所做的五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沒有在開篇中歸功於「江核心」的提法。
由此來看，李並未把自己定位為「胡溫時代」的溫和「江朱時代」的朱。李之弱勢，自是不言而喻的了。那麼，習李鬥又從何而來呢？
事實上，習的真正政敵乃是江、曾。習的當前困境，其直接來源，是習在十九大前後與江曾一派妥協後，被江、曾透過王滬寧，利用習的保黨心理，將其牽到溝裏來，做江曾和中共的完美背鍋者，江曾等要金蟬脫殼，按照早制定好的「沉船計劃」逃之夭夭。這些本文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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