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這場瘟疫，把中共生物武器研製問題拋上了浪尖。3月26日，美國國際安全與防擴散局在一條推文中表示：「今天我們紀念《生物武器公約》簽約45周年，重申《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消除生物武器的承諾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在其最新的《軍控、防擴散與裁軍遵約》年度報告中說，雖然中共簽署了《生物武器公約》，「沒有可用信息表明中國採取了相關措施履行公約義務」並放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由於存在潛在的雙重用途的應用及其潛在的作為生物武器的威脅」，美國關注中國的軍事醫療機構對致病細菌產生的毒素的研發是否遵約。
的確，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的真正來源，「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來源說」並非空穴來風。武漢病毒研究所名義上屬於中科院系統，但其軍方背景卻是排除不了的。
中共迄今拒不公佈「零號病人」，拒絕美方專家來華抗疫（最終來到中國也未能接觸醫院「髒區」）；疫情早期即已安排銷毀病毒標本、嚴控相關信息等等。另一方面，又炮製鋪天蓋地的虛假信息，肆無忌憚的將病毒來源指向美國、美軍。這些都無法不使人們的疑慮——中共研製生物武器——加深。
其實，包括生物研製的中共軍力發展狀況，一直都在美國的關注之中。自2000年始至今，美國國防部一年一次（除2001年外）發佈《中國軍力報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國的《中國軍力報告》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公開版，一個是機密版。
在2018年《中國軍力報告》公開版中，美方認為，中共正在投資「關鍵技術」，其中包括「gene editing」（基因編輯），這些技術將為商業和軍事應用的未來創新奠定基礎。中共官媒報道顯示，中共2016年制定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5次提及發展基因編輯。外界普遍認為，哈爾濱獸醫所通過基因編輯創造出來的 127種新病毒，武漢病毒所通過基因編輯所研製的任何新型病毒，完全可以在「軍民一體」的中共制度下，成為生物武器。這從技術上、法律上、操作上，對中共沒有任何阻礙。
報告還指出，中共繼續通過獲取外國技術和知識來補充本土軍事現代化的努力，例如進口、外國直接投資、工業和網絡間諜活動以及建立外國研發中心等。
在2019年《中國軍力報告》公開版中，雖然沒有點明中共在發展生物基因病毒武器，但有講到中共在發展「基因編輯」、「基因克隆」，而這些基於生物基因工程的技術，都可以隨時用於軍事用途。報告還提到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次靈長類的基因克隆（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及其團隊於2018年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一對雙胞胎嬰兒胚胎細胞的CCR5基因進行改造，嘗試使嬰兒獲得可遺傳的對部份愛滋病的免疫力的事件）。
2018、2019的報告中，美國政府都關注到，中共的國防發展戰略（如「軍民融合」）和法律（如「國家情報法」）是軍民兩用、軍民一體。這樣，任何的民用科技都必須服務於軍事力量和軍事目的。中國生物基因工程達到的、擁有的任何技術和能力，一定能夠為中共軍事機構所用。
《中國軍力報告》公開版，因為諸多政治、外交和社會心理考慮，在相關內容披露和文字表述上，是相當有限的和極其克制的。美國對中共生物武器研製情況的了解，絕不限於此。
這裏舉個例子。2007年8月7日，據韓聯社發自華盛頓的報道，美國國防部將南韓指定為全世界最有可能遭到化學、生物、放射能武器及核武器攻擊的地區，並指出有必要制定特殊對策並進行訓練以防萬一。這是由於美國認為北韓很可能不僅擁有大量的化學武器，還擁有生物武器和核武器。鑒於中朝的特殊關係，美軍這一措施，其實也是對中共發展生物武器的不言而喻的防範。
事實上，中共研製生物武器由來已久。20世界50年代初，韓戰期間，中共編造了美軍發動「細菌戰」的謊言，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反美細菌戰運動。中共的生物武器研製由此發軔。中蘇都熱衷於「三戰」（即核戰爭、生物戰、化學戰），蘇聯曾大力援助中共。
數十年來，中共指稱美國發展生物武器、危害世界，以此來掩蓋自己的生物武器研製。（由此不難理解，現今大瘟疫中，中共為甚麼公然指控美軍隊傳播了病毒。這不只是一種推卸責任，還有一層潛在的意思是指責美軍在發展生化病毒武器，使中共發展生化武器有了合法性。）
生物武器研製的進展，依賴於當代生命科學的大發展。普遍認為，1970年代，發生的第一次細胞學分子生物學革命；20世紀和21實際之交，發生了第二次基因組學革命；當今以交叉會聚為特徵的第三次生物科技變革正在加速推進。
在生物科技加速演進的背景中，中共生物武器研製也頗有進展，這從中共軍方出版的兩本書中或可窺端倪。
2011年1月1日，作為《前沿軍事觀察哨系列叢書》中的一本，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新武器》一書。該書 「第七章 超殺魔力——新概念武器」中，9種新概念武器中單列了「基因武器」和「新概念生物武器」來具體介紹。
6年之後，2017年1月1日，中共上將（2015年晉陞）、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出版《戰爭新高地》一書。在這本書中，對生物武器的就不是作為「武器」來考慮了，而上升到了「新型領域軍事戰略問題」。該書聚焦太空、網絡、海洋、深海、極地、生物、智能等七個新型領域，稱在「生物:軍事變革新引領」一章中，具體闡述：生物科技革命將引領新一輪軍事變革；生物領域軍事鬥爭悄然展開且越演越烈；生物領域軍事鬥爭的手段樣式各異；生物領域軍事鬥爭特點突出；全面提升應對生物安全威脅能力等諸問題。
2019年2月23日，《光明日報》刊載了題為「展望2050年國防生物科技創新前景」的文章。該文說，「近年來，生物科技在軍事鬥爭領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已經融入新興武器裝備開發與軍事能源供應、作戰主體健康與戰鬥力保障、塑造未來戰場環境、戰略戰術決策支撐等方面，以生物科技為基礎的戰鬥力生成模式已經初步形成，成為科技強軍不可忽視的戰略選項。」這大致是中共生物科技軍事化的輪廓。
該文還認為，2035年或將是國防生物科技突變的臨界點，屆時，國防生物科技將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積累，邁入國防科技創新的核心地帶。
該文提到的2035這個時間節點，和中共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是相吻合的。可以說，這是中共對生物科技軍事化的一個階段性戰略目標。
（中共軍事「三步走」戰略自1997年提出，經中共19大修改，即「將原來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三步目標實現時間提前了15年」，強調：確保到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發展生物科技是沒有道德底線的，引起國際社會強烈譴責的賀建奎CRISPR「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雖然，迫於壓力，深圳法院判處賀3年徒刑）就是適例。由此，國際社會更應警惕中共的生物武器研製和生物科技軍事化。
試舉一例。在中共的宣傳中，一個突出主題就是渲染「滅族滅國的生化武器和基因戰爭」。2003爆發的沙士，就被艾躍進（已故南開大學教授，2006年成功申報全國非軍事院校唯一的軍事學碩士點）等等人說成是美國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戰爭，此類觀點廣為流傳。
因此，在妖魔化美國後，馬鍾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等，公然宣稱要「建立起盎格魯撒克遜人（包括猶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庫，尤其是需要研發出針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因武器。」
可以說，沒有底線的生物武器研製和生物科技軍事化，是中共對世界的一大威脅。
現今這場瘟疫，進一步撕開了中共的畫皮。拒絕中共、圍剿中共、解體中共，時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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