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身處危難中的蔣介石拒絕向叛軍做出任何承諾與妥協，並訓示張楊二人：「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
蔣公身為國家統帥，以無畏生死之篤定心態面對危局，不被武力所屈，自始至終不談判、不妥協、不簽一字，叛亂終被解體。
中共再次策劃陰謀
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打所謂的「愛國牌」來耍流氓，是中共向來的拿手好戲。
1936年2月，逃竄到陝北的毛澤東發表「宣言」，要「東征抗日」，實借抗日之名在山西打劫。3月，共匪主力被閻錫山部擊斃三千多人。受重創之後，毛遂將「反蔣」改為「聯蔣」，提議停戰議和，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於是各類「救國會」、「大同盟」、「聯合會」紛紛喊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實際上都是共產國際和中共指使下的共產黨外圍組織，意在煽動民眾反對和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破壞蔣介石的剿共計劃。
蔣介石早年在蘇聯考察期間，深刻了解共產黨的邪惡。他對比共匪與日軍，認為日軍侵略像是皮膚上的瘡毒，而共匪暴亂則是內臟出了毛病，內疾不除，最後會斷送於此。蔣公指示全體國民「攘外必先安內」，然而這深思遠慮、忍辱負重的苦心卻不被張學良等人所理解。
7月13日，蔣介石發表黨內「禦侮之限度」的演講，再次強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目的是在於抓緊時機積蓄國家力量，增強禦侮能力。
中共一方面煽動民眾反抗南京政府，製造上海「七君子」事件，另一方面派周恩來和潘漢年到南京向國民政府假意接受「尊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指揮、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四項歸順條件，開始了又一次的陰謀詭計。
赤化攻心 統戰張學良
中共選擇了張學良的東北軍作為分化拉攏的首要目標，四處宣揚張學良「不抗日」、「專打自己人」，造成張的心理衝突。
在被中共假抗日口號忽悠住了的屬下王以哲的引薦下，1936年1月、3月，張學良在陝北洛川兩次祕密會見李克農，4月和5月又在延安祕密會見周恩來。中共利用張學良在「剿共」與「抗日」間的矛盾心理弱點，對張學良進行遊說。
曾任張學良祕書的高崇民實為中共地下黨，張任剿匪副總司令後，高崇民特前去離間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關係，稱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是想讓東北軍和中共互殺而一箭雙鵰」，並建議張應和楊虎城消除隔閡，聯手紅軍打回東北老家。
而17路軍的楊虎城早已被中共滲透，楊虎城的第三任妻子謝葆真、幕僚王炳南、申伯純等人都是共產黨員。
在中共多方滲透、統戰和欺騙宣傳下，東北軍從上到下瀰漫著反蔣情緒，認為蔣介石不抗日。1936年6月，張楊和中共達成了三方聯合的祕密協議，張、楊部已經和中共有了物資往來。
張學良的矛盾心理
有人認為，張學良曾萌發了取代蔣介石領袖地位、依靠蘇聯和中共來抗日的想法。張學良曾通過葉劍英提出過加入中共，但被蘇聯共產國際否定。
蘇聯認為張作霖殺了共產國際的李大釗，張學良本人曾查抄東北的蘇聯領事館，不可信。更主要的是，斯大林認為蔣介石雖然是共產黨的敵人，但他的領袖地位無人可代替，1936年日德已簽訂防共協定，將會對蘇聯構成重大威脅，蔣介石是蘇俄眼中牽制日本的力量。
據1949年後去台北的張學良幕僚之一苗劍秋描述，在延安時，周恩來提出「倒蔣抗日」，張學良立刻回答：「那麼，就請送我回去或是殺了我。」張提出「擁蔣抗日」，周對之答稱：「沒有這樣的心情」。於是張又提：「那麼就聯蔣抗日，如何？」周勉強回答「好」。
由此可見，張學良意欲取代蔣介石的可能性不大。張學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統制中央軍，他的威望不夠，且民國時代的人，多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做事不會沒有底線，更不會像共匪那般狡詐多變、狂妄自大。
張學良一心抗日，沒有洞察蔣的深謀遠略。他覺得共匪也是中國人，與國軍只是當下的對立，但在對外抗日上，尚可成為並肩作戰的朋友，從而被中共鑽了空子。
從張學良日後對西安事變的追悔和事變結束時隨蔣回南京的出人意料的決定，以及事變中密謀助蔣逃走的舉動來看，張學良本人不是陰謀家，而是被陰謀家（毛周）利用了。
蔣怒張不爭 決心進駐西安挽危局
對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異常，其實蔣介石早有覺察。軍統戴笠安插在東北軍67軍的副官劉宗漢早將張學良的一舉一動和東北軍的情況掌握得一清二楚。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親臨西安，張學良面見蔣介石時談到剿共事宜說：「軍事家只有三個處置——即勝、敗、降是也。」蔣怒其不爭，擔任剿匪副總司令的將領怎能言降呢？在當天的日記中，蔣介石尤為痛心地寫道：「漢卿乃如此無識，可為心痛。」
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在日記中再次感嘆張學良做事沒有最後5分鐘的堅定，更不知道做事的本末與節次，不懂「剿共在先，抗日在後」對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之重大意義。
蔣介石一生以傳統儒家禮義、廉恥、仁德為處世統政之精魂。張學良領東北軍歸順中央、在中原大戰中鼎力助蔣平亂，在蔣的眼中，張是忠義可信之士。至於張學良對剿共的懷疑，蔣介石認為那是受了中共匪軍的蠱惑，張仍是可救之人。
「停止剿共」屢次得不到蔣介石的認可，張學良遂與楊虎城私下達成「兵諫」行動。12月2日，張學良以軍心不穩為名再次邀蔣介石入西安。
冥冥之中，蔣介石已經感覺到西安城的天空很不清朗。但身為統帥，他深感對屬下負有教導之責，更憂心「剿赤之舉，幾將功虧一簣」，於是不顧左右勸阻，12月4日冒險再入西安，「個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
西安事變前，西安到處都是中共「停止剿共，一直抗日」的輿論宣傳。張、楊手下數百名軍官聚集要向蔣介石陳述意見，張學良與下屬亦面見蔣介石對剿匪提出異議。蔣介石則反覆告誡，剿匪已達最後成功階段，需堅持到底，而全面抗日的時機並未成熟。
當時身在華清池的蔣介石對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但是共匪的用意，其目的不是「一致抗日」，而是「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一致抗日」不過是其手段。
西安事變前一晚，蔣介石設晚宴宴請張、楊等軍官，準備第二天即動身回南京。然而晚宴氣氛異常，楊虎城缺席，張學良也精神恍惚、心不在焉。蔣介石覺得怪異，囑咐警衛加強巡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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