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燕益，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因仗義執言，屢遭中共打壓，上月又被當局註銷律師執業證。以下是大紀元特約記者對他的訪談紀要。
記者：您剛剛被註銷了律師執照，您認為是甚麼原因導致的呢？
謝燕益：「709」事件我被關押了553天，是被取保放出的，然後我發表文章，接受採訪，繼續為自己、為「709」弟兄們及一些冤獄奔走呼告，他們會覺得我「不聽話」吧。尤其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案子，因為此案有國際影響，超過十個律師曾被官方通過各種方式威脅，最後都被解除了代理。
今年5月律協就調查我，害怕我作為孫茜的辯護人出庭，庭審那天，我去現場參加旁聽，他們竟然不許我進去。
他們註銷我的執照，是因為害怕。為甚麼會害怕我？我知道他們是怎麼製造冤獄的，作為孫茜代理律師，我見證了這個過程。
有人害怕這個國家走向正常，「709」後，對律師的打壓仍在繼續，但凡和官方「死磕的」、堅持說真話的律師，就會受到警告整肅，甚至被吊銷或註銷律師執照。
記者：您可以講講孫茜目前的情況嗎？
謝燕益：現在，他們居然採取威逼、欺騙的方式，迫使孫茜放棄律師、放棄自己的財產、放棄自己的信仰，甚至放棄自己的加拿大國籍！你可以想像嗎？他們用了甚麼樣的手段！
據我知道，昨天又有家屬聘請律師見孫茜，她表示不見。最後在律師堅持下，孫茜帶著黑頭套被押過來，對律師只說了一句：「我不需要律師，我已經有了政府給我指定的律師。」扭頭就走。
為甚麼？匪夷所思啊！她被抓捕後，遭受過酷刑，坐過老虎凳、灌過辣椒水，可以想見，為達到目的，他們還用了其它軟硬兼施的手段，非常卑鄙的。
現在需要在國際上為孫茜呼籲，中國司法整個被血債幫綁架，不可能有一個司法公正的結果了。在外交層面上，加拿大政府應該對此事有足夠的認識和重視，應該保障她的人權。
記者：你被取保後三天，就向外界曝光了裏面的酷刑，您不害怕再被抓進去嗎？
謝燕益：釋放我之前，他們無數次威脅我：「不准見記者，不准曝光，不准寫文章，否則還會把你抓回來，你的家庭也不會安全，都沒有好結果！」
我個人曾遭受了餓飯、不讓睡覺、扇耳光、毆打、虐待等迫害。2015年10月1號到10月10號，我還聽到了樓上有人遭受酷刑，似乎是電擊，有重重摔到地上的聲音，呻吟聲、哀求聲，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現在看來，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師當時在遭受酷刑。
在裏面時我對自己有過一個諾言：如果出去，一定第一時間把裏面的酷刑披露出來。所以回來頭三天，我一直睡不著：曝光還是不曝光？怎麼曝光？
妻子雖也是性情中人，喜歡仗義執言，但不希望我再參與這些事，她已經承受太多。我很矛盾，一家人的團聚來之不易，我們要撫養三個孩子。
在裏邊，他們給我看兒子的錄像，還有剛出生女兒的照片，多次以此勸降：不要太自私，想一想你的孩子。我覺得兩個兒子經歷一些苦難，對成長未必是壞事，但對我的女兒，確實不公平。由於我的選擇造成的傷害，最後竟是由孩子來承受！
但不曝光我對自己沒法交代。我非常害怕，非常焦躁，當時的感覺就是一個人面對了一個世界。說心裏話，那個時候誰也幫不了你，滅頂一樣的壓力，至少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的，真的非常害怕。
選擇是很艱難，但任何代價都不能用良心來交換吧，這是我最終作出決定的理由。其實很多人，包括那麼多大法弟子、一些政治犯，在這種煎熬中，不也都選擇了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嗎？
所以出來第三天，抱著要再進去的想法，我把酷刑披露出來了。
記者：您可以談談您的「選擇」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嗎？
謝燕益：我在裏面時，兩個兒子的遭遇就不說了，舉個我出來後的例子吧。我因參與法輪功的案子被報復，被調查聽證，和警察發生了衝突。被摁在警車裏的時候，我聽到了女兒的哭聲，那時她才2歲，我在車裏很難受，這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女兒看著他爸爸被警察帶走，後來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媽媽。而爸爸和媽媽是最能保護她的。
我接受不了不是因為我受到凌辱，而是為我女兒難過，她在媽媽肚子裏時，她媽媽就被抓進派出所，不給飯吃，不讓休息。從她出生的第一天，她媽媽就被逼遷，她跟著媽媽流離失所，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
我無法和女兒解釋，這種苦痛驚嚇只能由遺忘來醫治。我女兒特別特別懂事，自來熟，見人就主動示好，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正面的理解她是適應環境，負面理解，她從小就沒有安全感。
這就是天天發生在中國的現實，作為一個律師，我還被媒體報道關注，但有多少上訪戶、法輪功學員、政治犯，他們被綁架被殘害，死在監獄裏面，並沒有人關注！
記者：「709」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關吧？
謝燕益：其實我性格是比較被動的，做律師天天接觸冤獄，都有些麻木了。
而恰恰那時，跟徐純合一樣，我也是孩子的父親了。我看到徐純合暴屍在火車站，旁邊圍著他的三個小孩和年邁的母親，官方說他搶槍襲警，他是被當作恐怖份子在孩子老人面前被擊斃的！他能拖家帶口去襲警搶槍？
同為人父為人子的角色讓我無法接受，所以我仗義執言，先是從技術層面分析了現場，發了檢舉警察涉嫌故意殺人的法律意見，沒想到網上迅速發酵。網友又給了我他母親的電話，我更不能推卸責任了，第二天我就義無反顧去了慶安，明查暗訪，並把真實消息發到了網上。
接著全國各地的很多網民和律師都趕往慶安，去聲援，去舉牌抗爭，他們不計個人安危，不約而同到慶安，其實是一種憤怒的爆發。
從慶安回北京後，央視就定調了，說民警的槍殺是合法正當的。於是我和謝陽等幾個律師又起訴央視，這成了「709」的導火線。
其實我就是比較較真，尊重事實、尊重法律，我的人生福禍都因為這個吧。
記者：您不覺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樣？很多人認為能過好自己的日子，為家庭負責就行了，歲月靜好。
謝燕益：現在的中國，食品、土壤、水，甚至你吸的空氣都是有毒的，避無可避啊，就是挖個耗子洞鑽進去，你都躲不了禍，你能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嗎？哪有歲月靜好？
1949年以後，集權造成的人道災難屢見不鮮，每天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只是命運沒有把你擺放在那兒。如果你不去面對，那這不幸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明天可能就會發生在你身上。伸頭一刀、縮頭一刀，有了老婆孩子以後，我作為父親，作為丈夫，尤其作為一個律師，沒有別的選擇，我們不面對這個險境、不去講真話，不去追究違法犯罪，社會就會繼續爛下去，那大家遲早都會遭殃，對於我的子孫後代，我認為也是在負責啊。
如果有人認為歲月靜好，他肯定要有一個扭曲的方式來應對，防範被傷害，他才能存活下去。他是正常人嗎？堅持自己的原則，不願意同流合污，不願意被扭曲，反而被社會邊緣化，反而會被認為不正常！到底是我不正常，還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對於強者來說 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記者：可是您覺得您能改變現實嗎？
謝燕益：我相信心念造物，一誠動天下，這個國家是我們一閃一念造成的共業，改變不了現狀，可能因為我們誠意不足，意念還不夠堅定，正念還不足夠吧。
我發表文章，寫法律文書及辯護詞，都儘量站在善的立場，周永康也好、那些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警察，槍殺徐純合的警察，包括背後的黑手，我都希望他們能醒悟，得到救贖。你昨天作惡，今天停止，馬上積功累德都未為遲晚。我相信善的力量無往而不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
一般我不會輕易投入一個案子，但既然投入，做律師，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會力所能及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做我該做的，做正確的事，無愧無悔。至於說結果，一切交給上天，一切都有定數，也許我們不能改變大環境，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
記者：您在文章中寫過「40歲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齡」？
謝燕益：進去之前，我就寫了我的座右銘：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契機。
我認為，如果太早經歷了不堪承受的苦難，人可能會被扭曲、打垮。而40歲的我，歷經了人生的各種無常，在知識上已有積累，對人性、社會、歷史都有了比較深的感悟，所以被抓後我最大的感觸就是：磨難來得正好，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是靈性覺醒、生命昇華的一個條件。對於強者來說，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從我個人的命運來講 ，我覺得磨難是上天對我的恩典。
對一個族群也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民族，歷經了這麼多苦難，經歷了文革浩劫，但很多人還沒覺醒，還沒有基本的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我們能不能對得起我們所經歷的苦難？
記者：現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與律師同行都不一樣？您會有孤獨感嗎？不能做律師了，您不擔憂以後的生活嗎？
謝燕益：經歷了「709」，現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師還是其他人權律師群體，大家都有不同的選擇。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擔使命，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這樣的。
我一向都有點孤獨，早在2003年我起訴江澤民，那時就幾乎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後來包括推動和平民主、參與維權案件，我都覺得自己是孤獨的。區別就是，「709」之前我還耐不住孤獨，不甘於寂寞，現在我很享受孤獨了，這種孤獨不是壞事。
之前我可能還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認可、建功立業等等，之後我對這些能淡然一點了。窮則獨善其身，現在我更關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的東西。出來之後，我每天都堅持打坐2個小時，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會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為社會、為別人。職業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決定人未來的還是自身的不斷覺悟，能不斷地去面對，去勇於承擔責任，而這個社會缺少的就是對責任的擔當。
我有三個小孩子，我們兩口子的壓力都比較大，但我覺得一切都會有安排的，你不會沒有事情做，你也不會沒有飯吃，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我們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
記者：聽說您母親是中國第一代律師，她應該很懂法律了，生前她難道不認同您嗎？
謝燕益：首先，我母親從小就沒有安全感。當年我姥爺為了找出路，參加了中共黨搞土改，進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找了小20歲的「革命的伴侶」結合了。那時我母親還非常小，心裏肯定有陰影的。
文革時，她也特別恐懼，不知道是跟著人貼大字報還是不跟著人貼，後來她參加了武鬥，被打得眼冒金星，恐懼。後來她成為中國最早的律師，又因為不夠圓滑被當地司法局排擠。
我起訴江澤民的時候，母親和我斷絕關係，不讓我在家裏住，她不是不懂法律，她恐懼。我被抓後，她恐懼，一個月後就很快離世了。一直到去世前一天，她還訂閱中共的報刊，家裏到處都是毛澤東的書。她大量高價收購紀念毛澤東的書，還有像章，多貴她都要，喜歡，實際上也是恐懼。
我母親根正苗紅，作為被中共被徹底洗腦的老黨員，她崇拜毛澤東，把毛澤東當作父親，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她認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給的，她意識不到她是共產運動的受害者。她沒有能力愛別人，不接受任何人的愛和善意，對人性深度懷疑，甚至連天性都快喪失了。為了所謂的革命，不管家、不管孩子，甚至親人的生啊、死啊，都無所謂，她內心深處都被扭曲了。
按照傳統，陳世美拋棄妻子是令人不齒的啊，傳統美德講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姥姥給姥爺生了這麼多孩子，姥爺竟能拋棄她，禽獸不如嘛。當時很多黨員進城後都找藉口這麼幹的。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是被中共直接傷害的，跟著中共的的，像我姥爺這種人，也是被它毒害的，被它的謊言蒙蔽，相信唯物主義、鬥爭哲學，為了革命無惡不作，以「革命」這種高大上的名義，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其實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慾。
我的家庭裏，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我姥姥是受害者，我母親是受害的，我姥爺也是！
每個中國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這種烏托邦紅禍的毒害。你去發現吧，母親父親，爺爺奶奶，你的親人裏邊，如果人格上有問題，偏執，或缺乏愛、缺乏善、缺乏包容，都有仇恨這種東西，一定是受到了共產極權的毒害。
我懂事以後才反思這些，現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我和我太太吵架，極端的時候也打孩子，這裏面都有仇恨，有性格裏那種偏激的東西，都是紅禍運動的毒害。
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華一樣的人，他們又何嘗不是專制極權的最大受害者？儘管他給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從我個人來說，我願意原諒他，他也有妻兒老小。在中國，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這個體制扭曲了所有的關係，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朋友的關係，現在都被異化扭曲了。但人性中的良善，不是哪一黨那一派給人洗腦就能徹底抹殺的，我太太就有那種先天的賢惠。
記者：那您怎樣讓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腦教育呢？
謝燕益：集權體制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紅二代官二代生下來就比你有錢、有權，有更多教育、就業的機會，而我們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間。
我們不得不珍惜一點一滴夾縫裏的機會。一方面，孩子能上學，我們就感覺慶幸了，它隨便找個藉口就可以不讓我們孩子上學。另一方面呢，我很無奈，沒有辦法，極端功利的應試化教育、扼殺人性，紅色的洗腦，假大空，甚麼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有一些偽道德，甚麼偉大復興、中國夢甚麼的，都跟自然科學、常識、數學、語文、英語捆綁在一起。你能讓孩子上課不認真聽講？不要聽老師的話？可能嗎？不讓孩子繫紅領巾？不繫紅領巾孩子連學校的門都不讓進！
這些系統的洗腦，無孔不入滲透在生活、學習、教育、就業的方方面面。這個歷史被篡改了多少？法律層面上有多少意識形態的東西？憲法裏摻雜多少政治私貨，有多少一黨一派的專制餘毒？但它以偽善的面貌出現，它站在道義高地上，不要說孩子，就說大人，有多少能識別？
現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讓我的兩個兒子打坐、修煉，相信神明的存在，有敬畏之心。
記者：您似乎特別喜歡「和平民主，天下為公」這八個字？
謝燕益：「和平民主，天下為公」 這幅字，是我專門請一個叫陶禾子的朋友寫的，他是大法弟子，妹妹因法輪功信仰被綁架迫害，判了三年。我曾經給他妹妹辯護。這幾個字就是我對中國社會的展望了，追求國家的和平轉型，追求一個人權至上、文明法治的國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附：謝燕益近年經歷
謝燕益，43歲，祖籍廣東電白，
2003年，謝燕益起訴江澤民，起訴他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
2015年5月，到哈爾濱慶安調查「慶安槍殺案」， 後與眾多律師向中共最高檢察院、公安部舉報警察涉嫌故意殺人，這成為「709」事件的導火線。
2015年7月被抓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553天後出獄。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法輪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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