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來生不姓「胡」（上）

說到中共用以宣傳洗腦的文藝作品《閃閃的紅星》中的一號反面人物胡漢三、《沙家濱》中的雜牌軍司令胡傳魁，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目胡彪，四十以上的中國人大多都不陌生。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為甚麼這些或虛構或來自於原型的所謂反派角色要姓「胡」，而非其它姓氏呢？這要從民國的一位大師級人物胡適說起。

了解近現代中國文化史的人都知道，一生獲得36個博士學位的胡適不僅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哲學、史學方面也都有獨特見解，民國時期許多熠熠生輝的學者都是他的摯友、學生或崇拜者。不過，與民國時期眾多文人不同的是，胡適還違反文人不從政的初衷，投身於政治，並有著敏銳的政治觀察力，尤其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共有著非同一般的認知。

讀書生涯

胡適先生的書房。（張語辰／攝影）

1891年出生在上海的胡適，祖籍安徽績溪，其父胡傳，字鐵花，在胡適出生兩個月時，即奉調台灣擔任台東知州（相當於縣長兼保安司令）。3歲時胡適隨母馮順弟至台灣其父任所。甲午戰爭，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許多台灣官員被調回大陸。胡傳應堅守台南的劉永福要求下又暫停一段時間，後因病重離開，不久病逝於廈門。臨終前給胡適的遺囑是鼓勵他讀書上進。

天資聰穎的胡適在母親的教導下，認真讀書，熟讀傳統經典。13歲時，因機緣赴上海接受新式教育。臨行前母親特別安排其與長他一歲的遠房親戚江冬秀訂婚。

在上海，經過短暫的適應，已有國學功底的胡適很快連升四班，並成為班級裏的佼佼者。1910年，胡適考取了第二屆庚款留學獎學金，赴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他先是選讀農科，後因缺乏興趣，改讀文科，不但完成了哲學心理學課程，另外還輔修了英國文學及政治經濟學。在讀書之餘，胡適還參加了各種課外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如他經常被教會社團邀請講述中國近代史等。他還曾被選舉為康大世界學生會會長。1915年，胡適轉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師承當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教授，後來胡適的學術主張深受杜威影響。

1917年夏，胡適結束了7年留美生涯，回到北大任教，時年26歲。在母親的連番催促下，待母至孝的胡適儘管內心一百個不願意，還是選擇回老家與裹著小腳、大字不識幾個的江冬秀完婚。這樁留美博士與無知村姑的結合，成為民國七大奇聞之一。婚後兩人育有二子一女，女兒早夭，長子胡祖望，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對恩師的敬重之情，也暗含其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提倡白話運動

回到中國的胡適，於1917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論述寫作文體的革新，該文被視為是提倡白話文的首篇宣言，不過其仍屬於「文白交雜」。胡適還稱自己的白話新詩是在做嘗試，因此稱1920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叫《嘗試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並未救國實則是胡鬧的「五四運動」。此後胡適開始撰寫白話文學、白話小詩，有的被譜成歌曲。也因此，胡適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批評。但實際上，「白話文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開始，明清時期就已經有了白話文的創作，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紅樓夢》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

學術成就

胡適治學方面，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遺憾的是，其一生都沒有寫下卷。蔡元培曾讚揚胡適的這本書是「第一部新的哲學史」。大陸知名哲學家馮友蘭也認為「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在文學上，胡適對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也卓有成就，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其《紅樓夢考證》對後來的俞平伯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除此而外，胡適還寫了本《中國禪宗史》，對禪宗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對《水經注》和孔子也都有所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關心時政出任駐美大使

1922年，胡適任北大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在做學問與教學、從事行政期間，溫文儒雅的胡適開始關心時政。曾與蔡元培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其後還不斷發表文章闡述人權，質疑國民黨何時才能有憲法。他與梁實秋、羅隆基合著於1930年出版的《人權論集》一書，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查禁。

彼時，胡適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訓政體制也並不認同，認為蔣「不懂民主、不懂憲法」，他還撰文批評。但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面對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胡適選擇了支持國民政府，並臨危受命，在同年以特使身份赴美，爭取美國支持，隔年被任命為駐美全權特使。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將日本駐美大使增設為3人，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

在1938年至1942年駐美大使期間，胡適一方面奔走各大城市演講爭取支持，一方面多次和美國總統羅斯福會面，為國民政府爭取更多的援助。他的所為贏得了美國朝野上下的支持，替中國爭取到了大量的外援進行抗日；而他自己分毫不取，連大使「特支」都原封不動交回。

1942年，胡適辭去駐美大使之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在哈佛大學講學。不過由於胡適人緣極好，幾乎每晚都有應酬，所以常至深夜才能靜心撰文、準備隔天演講，這使其心臟病情加重。

抗戰勝利後，胡適於1946年7月回國，任北大校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身在學界的胡適，並沒有完全與政界脫離瓜葛。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變化，中共軍隊於1948年底包圍北平，胡適沒有聽從奉中共之命來勸說自己留在北大的學生吳晗之言，匆匆搭機撤到南京，其後應蔣介石的要求，以個人身份再度赴美，為國民政府的存亡再做一次外交努力。而他不止一次說過「吳晗可惜了，走錯了路」，吳晗此後的遭遇和結局證明了胡適的先見之明。

1949年4月胡適抵達三藩市後，面對蜂擁而至的記者，十多天沒看報紙但得知形勢已發生巨大變化的他，不知說甚麼好。隨即，他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甚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

由於當時美國政府被中共矇騙，選擇拋棄國民政府，胡適的民間外交努力均告無效。氣憤之餘，胡適取消了自己與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示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