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帕夫利克可謂家喻戶曉，蘇聯兒童加入少先隊的時候，必須在莫羅佐夫的銅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少先隊的隊歌中有句歌詞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看齊」。
最著名的告密者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蹟，是他作為一個十二歲的少先隊員，告發了親生父親特羅菲姆。
帕夫利克的父親特羅菲姆利用任格拉西莫夫卡村蘇維埃主席的便利，給流放來的富農開通行證，幫助他們離開天寒地凍的烏拉爾。
帕夫利克1932年春天向蘇聯政治保衛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此事，說父親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根據官方宣傳，在審判羅菲姆時，他向兒子吼道：「我是你父親啊。」
但是帕夫利克告訴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親，但我不再覺得他是我父親。我的行為不是作為一個兒子，而是作為一名少先隊員。」結果，帕夫利克的父親被判勞改，後遭槍決。
後來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費佳被殺死在森林中。而區法官未經調查便在村裏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殺人兇手，並對他們立即執行槍決。
蘇共提倡、鼓勵告密，以此來鎮壓異己，鞏固政權。把帕夫利克製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共產黨和史太林的需要，因此，文藝工作者們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 （電影、小說、詩歌、繪畫……）歌頌告密「小英雄」。
有無數的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帕夫利克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和畫家為他寫詩作畫，郵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
從此蘇聯兒童便在課堂上學習帕夫利克英勇的鬥爭精神，以他為榜樣，也向蘇維埃政權告發家裏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階級敵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
上世紀三十年代，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蘇聯少先隊員，你就得用檢舉親友的無私行為來證明自己。那時，父母只好背著子女耳語，父母當著自己子女的面說甚麼都怕說漏嘴，因為他可能在學校有心無心提起，校方就會報告，就會有大麻煩。
連父母都害怕被兒女揭發，可見史太林時代告密盛行到何等程度，幾乎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
帕夫利克是虛假典型
作家德魯日尼科夫從1980年代開始調查這個「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幾年的時間發現了事實真相：特羅菲姆夫婦不和，特羅菲姆離家出走，其妻愚昧，唆使兒子帕夫利克告發父親，以為丈夫一害怕就會回到自己身邊。殺死帕夫利克的不是他的祖父母、舅舅（官方宣傳的「反革命」），而是國家政治保衛局。
因為當局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輿論的需要，將兒子告發父親的大義滅親革命行為宣傳得聳人聽聞，引人注意，設計把兒子殺死，然後製造成英雄，導引全國告密，鎮壓異己，鞏固政權。蘇共倒台，檔案解密，真相才得以曝光。
告密是共產黨政權的需要
告密文化是為共產和專制社會所獨有，鼓勵告密是最惡劣、最沒有人性的統治手段，它讓人互相猜忌、互相敵視、互相告密、互相報復，人人自危的局面更利於共產專制者的高壓管理。
共產政權把告密行為從兒童培養起，他們長大成人後，告密便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一個用暴力取得並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就要用告密來震懾民眾，實行恐怖統治。即使舉報不實，也不會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為個人利益誣告他人是一種卑鄙的行為，在哪個社會都為正派人所不齒。人應當保持獨立人格，有正義感、榮譽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隱私權。但在史太林執政時期，這些道德觀根本就不存在。
共產黨政權把人類這些高尚品德統統歸入資產階級道德或封建社會道德的範疇。認為人道主義、平等和博愛都是資本主義虛假的宣傳。共產政權要建立一種不同以往的道德。蘇聯政權公開提倡告密，告密行為往往經過意識形態的包裝，成為冠冕堂皇的光榮行為，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還能得到好處。
儘管很多人仍堅持全人類共同遵循的道德觀念，不肯接受這種東西。蘇聯提倡告密是共產革命的需要，共產政權的需要。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為告密是有些人升官發財的捷徑、報復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當成光彩的事，但在實際利益的驅使下，照樣樂於告密這個行當，因為共產社會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英雄」──帕夫利克的銅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結束。今天，俄羅斯人已沒人談起帕夫利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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