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今媒體擁有第四權,肩負起監督政府的重要責任,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報紙普遍被認為源自西方社會,但嚴格地說,報紙屬於中華傳統文化裏的一項寶貴資產。中國報紙發展歷史悠久,但現代的中國人卻已不知傳統報紙該肩負的責任。本篇文章將闡述中國報紙的發展經驗,以及與西方報紙間存在甚麼樣的關係,進而指出當代中國報紙在發展上遭遇的困難。
中國的報紙最早出現在漢朝,並興盛於宋朝,中國古代的報紙發揮著維持道德水準、傳遞真相的作用,可稱作是中華文化裏可貴的一環。但當今的中國包括報紙在內的各式媒體,已名存實亡,中國記者早已失去讀書人的風骨,原因出自於中共政權的精心操弄。
受到電視普及與網路媒體崛起等新興傳媒興盛的浪潮衝擊下,傳統報業現已被歸為夕陽產業。但與新興傳媒百年不到的發展歲月相較,報紙的發展極具歷史,德國1502年出版的《東方新聞》,首次使用了「Zeitung(意指報紙)」一詞,被稱為歐洲現代報紙的先驅。
而世界普遍公認的首份日報則是萊比錫的《新到新聞》(Einkommen Zeitung),其創刊於1650年的日耳曼地區。不過嚴格地說,報紙源自於中國,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項可貴結晶體。
中國報紙歷史 從漢朝開始
漢朝是世上最早發行的官方公報的朝代,比起羅馬凱撒大帝時的《每日紀聞》早約一個世紀。文史工作者吳沛霞說,當時稱作《邸報》,「邸」原為漢朝諸侯王或郡國的辦事處,在此傳抄詔令奏章,傳達君臣間的政令往來。此後歷朝歷代至明清止,《邸報》的發行沒被中斷過。
吳沛霞說,唐朝的《邸報》內容和編抄技術已相當進步。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元雜報》是目前可考最早的官報。而報紙演變至宋朝時,受惠於印刷術的發達,社會上已出現由民間單位發行的「小報」,其內容除轉載《邸報》裏的政令等內容外,同時會刊出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小說、畫本,以及四書五經與歷史故事等,主題已相當豐富多元。
現代的報紙由記者負責生產內容,而中國古代的《邸報》與小報的背後也都有類似記者的角色。吳沛霞提到,早期的《邸報》多數是由史官擔任記者;初期的小報則多由官員與當時的讀書人擔當記者,這些文字工作者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知識水平相當高。
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背後有著教人向善的優質內涵,吳沛霞說,中國古時候的報紙同樣肩負著維持道德水準的重大責任,透過這類刊物的宣揚,達到人心向善,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
《邸報》雖是宣導政令,但包括:宋朝《邸報》曾要求人民須具有道德節操,明朝時褒獎貞節女子等,又或是宋朝小報曾刊登儒家經典等內容,皆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古代報紙內容 宣揚人心向善
吳沛霞接著舉例說,南宋初期的小報影響力已相當大,如秦檜污衊岳飛讒害忠良,官方公告有失公正,御史胡銓曾上奏疏請求「斬秦檜以謝天下」,官方的《邸報》完全不著墨,反倒是小報卻全文刊出,足見當時小報敢於報道真相的魄力。
她說,南宋官方雖然全面禁止小報發行,規定凡是私下看小報者流放數百里,鼓勵告發偷看小報者,並賞錢一兩百貫。但由於小報已是官民喜聞樂見,官方雖然明令禁止,但南宋小報仍暢銷不衰。而宋朝官方對於小報的控制,其實是世界上最早的新聞法規。
報紙的發展經驗早在數千年前的神州大陸萌芽與茁壯,但為何多數人認為報紙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吳沛霞表示,這與蒙古西征有著莫大關係,當時中國的印刷術流傳到日耳曼地區,約翰尼斯.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將其改良,而後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促成西方報紙的發展,並在清末民初時由傳教士回傳至中國,因而給了人們報紙由西方傳來的印象。
吳沛霞說,清末時中國人已開始汲取西方人的辦報理念,梁啟超、康有為辦的《中外公報》內容即在烘托君主立憲制、教育制度變法的主張,至於而後的《中國日報》、《民報》等報紙,內容則已在宣揚民主與自由等普世價值,但出現真正肩負第四權角色的報紙,則是等到民國之後才誕生。
憂惡史曝光 中共阻媒體傳真相
鑑往知來,中國人辦出好報紙的經驗相當扎實,當代中國人同樣可辦出優良媒體,不過新唐人時事評論員趙培說,當今的中國大陸並沒有真正的媒體,因為中共知道在操縱人民之前,必須先控制住媒體,禁止媒體讓老百姓聽見真相,包括中共迫害百姓的手段、老百姓困苦的生活情況,以及共產主義的作惡史等。
趙培也談到,中華文化教育下的讀書人以道德為根基,具有深厚的普世精神,譬如唐朝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裏,談到的是天下寒士得有居所,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提及需先天下之憂而憂,背後的精神都是為他人著想,他們從政的目的是希望改變不合理制度,造福一方蒼生。
但當今中國已少有具傳統讀書人風骨的有志之士,原因是中共在歷次運動裏,已打壞了中國人的讀書氣息。當代的中國記者多數成為中共的統治工具,這也讓中國媒體不具分析能力,也不敢檢討中共體制下的貪腐制度,甚至會自我審查,已稱不上是具有第四權公用的真正媒體。
趙培說,中共掌控媒體的觸手擴及全球,中共透過放利給國際大財團,要求這些財團控制其國家的各個媒體,目的是嚴控海外媒體對於中國真實情況的報道,甚至是幫中共塗脂抹粉,而海外媒體為了存活而自我審查。
吳沛霞感嘆,現代的中國記者應重拾讀書人的風骨,西方記者也應具有騎士精神。記者須在道德沉淪的時代,發揮散播真相的作用,同時堅守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精髓「不為強權所屈」,才能夠真正地讓世界潮流回歸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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